倪匡和几位文化界朋友走了。伤痛中，想到早前陶杰兄曾指我这回忆录会是香港文化界的集体墓志铭。若是，那么这墓碑上也应该刻上那几个名字吧！
倪匡7月3日离世。前一天是导演及编剧罗启锐逝世。一周前的6月23日，是舞台剧演员和编导古天农猝逝。两人终年都是69岁。再早几天的6月20日，是曾任《信报》总编辑的邱翔钟在伦敦病逝，终年84岁。较早的3月6日，是前助理广播处长、《头条新闻》始创人之一施永远离世，终年66岁。
连续的不幸消息，虽说生死有命，却像是意味着文化界不同领域的花果飘零。
最近在1983年的电影《半边人》（修复版）中见到古天农第一次当电影演员。那是我初认识他时的青涩容貌，当时他还是学生，参加校际戏剧演出。后来他成为香港舞台剧中的标志性人物。我看过他的剧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及《南海十三郎》。
邱翔钟大半生在英国BBC工作，来香港《信报》任总编辑的时间只有四年。2016年我去英国曾到他家作客。他一直关心香港的状况。
所有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工作过的编导或监制，对施永远都交口称道。无论是在张敏仪时代的开创性节目，或是在2015年退休前那几年顶住上级压力的坚持，施永远对言论自由的维护都功不可没。
网上谈倪匡的人很多。在众多引述他生前谈话的视频中，被分享最多的是六四后他在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的谈话。他以非常焦虑的语气讲到离九七还有2944天，日子会过很快，为了避免惨剧发生，他认为香港人应该立即去南美洲买一个岛，大量人口迁徙过去。黄霑显然不认同，他提出留在香港的人该如何自处。倪匡说，如果留在香港继续争取自由民主，是很危险的。北京学运从头到尾，没有叫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只说要自由，要民主，反贪污，反官倒，这样都被指为反革命暴乱，那香港百万人游行，还不是反革命行为？
他还说，中国地方大，资讯封闭，人民顺从。翻查人类历史，一个地方的民主自由，从来不是靠游行、请愿可以得到的，只有靠革命才可以改变。清朝那么腐败，军力薄弱，孙中山也要靠革命，而且失败了不知多少次才成功。相对来说，中共的组织力和暴力机器强大多了。
大约基于对中共极权统治的认识，他“买一个岛”的设想又得不到响应，于是他在1992年移民美国去了。在那里15年，到2007年才搬回香港。他说是太太不习惯在美国的生活。而我相信是因为香港尽管政治、社会在倒退，但司法独立维持，市民仍有法律权利的保障。在香港过日子，仍然安心和较能适应。
我们有时在饭局碰头。他有一段时间在《苹果》副刊写稿，文章依然生动，且一贯地反共，后来他搁笔了，说自己一生写作的配额已经用完。
后来听说他身体不好，走路不太方便，他太太也患了脑退化症。我们最后一次茶叙是2018年四月在他家附近茶楼，黄毓民作东邀约，同席还有陶杰和苏赓哲。大家难得见面，于是东南西北，无所不谈。
倪匡脑筋灵敏，妙语如珠。他说，中共有些提法很奇怪。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指复兴到什么时代？因为“复”就是“回复”“恢复”，是复兴到唐、宋呢，还是复兴到国民党时代？
他又说，“中国梦”的说法也很奇怪。因为“梦”通常是形容现实做不到的事，“做梦去吧”“做什么白日梦”，做梦的意思就是不会实现。我说，这可能是偷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词而来。不过，金的演词是作为受压迫的族群，向掌权者争取黑人人权，意思是：这本来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现在变成现实不存在的梦想了，由此给主流社会压力。作为国家领导人叫全民去做梦，确实是很奇怪的事。
倪匡提到“国歌法”，他说中国现在的国歌，是抗日歌曲，歌词内容跟现在大陆主旋律的宣传，完全相反。叫人不要做奴隶，但现在要人民七不讲，不得“妄议中央”，不就是要做奴隶？而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怎么会是国歌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呢？叫奴隶们“起来”，不就是要颠覆政权吗？
最后一次见倪匡，是2019年8月。那时一个还在念中学的倪匡粉丝，求我找倪匡在他的书上签名。我带她去了。倪匡见到年轻人很开心，说他支持年轻人的所有行动。他重复过去说过的话：“人类之所以有进步，是因为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年轻人不要听‘老头’的话，‘老头’的话不用理，你要去找寻自己的想法。”
那时正是反送中热潮。“当年若有100万人上街，英国就不会轻易放弃香港”这段话，就是那时候他跟我说的。
我跟罗启锐不算很熟。但我欣赏他和他的妻子导演张婉婷的电影作品，尤其是《秋天的童话》和《岁月神偷》。《秋天的童话》（台湾片名是《流氓大亨》）讲香港人在外国相濡以沫的故事，在三十多年后大量香港人移居国外的今天，特别值得回味。
2010年的《岁月神偷》讲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底层故事。殖民地时代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也可以说是“偷得浮生”的“偷来的岁月”。那时香港人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左邻右舍如一家人的社会风貌，人与人相互包容的温馨情怀。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香港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所谓香港精神。什么是香港精神？它就是在法治自由的保障下，立足香港，不怕困难、不求掌权者恩赐而自立自强的精神。
电影取景在一条老街。而随着城市发展，这条老街也面临所有老房子都要拆卸重建的命运。许多香港人怀念旧物，呼吁政府保留一些旧区，毋宁说是怀念那个时代的香港精神。影片既反映、也引导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
在香港文化界的墓志中，记下抗共意识与本土意识的合流。（169）
图，2018年与陶杰、苏赓哲、倪匡、黄毓民茶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