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0日，两名女性途径北京三里屯购物中心的奢侈品店。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市场暴增两位数，有望在3年后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场。与此同时，衡量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中国达到0.468，超过警戒线。
1月20日，贝恩公司发布《202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报告说，“尽管全球社会和经济挑战日益严峻”，但中国奢侈品市场在过去两年逆势上扬且增长强劲。2020年增长48%，2021年再增长36%，使得2021年销售总额达到4710亿元人民币（约740亿美元），仅两年时间就翻了一倍。报告分析，中国奢侈品市场暴增的一个原因是，疫情造成中国人难以出国旅行，不得不在国内购物。
报告预计，这种增长将继续下去，使中国有望在202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根据贝恩报告，在不同类别当中，皮革制品增长最快，增长率约为60%；其次是时装，增长率约为40%。珠宝增长了35%，而高端手表增长了约30%；奢侈品美容支出增长了约20%。
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迅猛并不令人意外。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奢侈品店，诸如卡地亚、LV、Prada、Gucci，乃至爱马仕的专卖店门前，经常是大排长龙。这些奢侈品价格动辄几十万人民币。在京东方日报站，一款二手爱马仕（HERMES）Kelly28鳄鱼包包售价高达28万元（约4.4万美元）。
奢侈品店内消费者一掷千金的豪气，跟面黄肌瘦的贵州女孩吴花燕形成了鲜明对比。24岁的吴花燕是一名大学生，但体重不到23公斤，身高仅135厘米。为了给弟弟攒钱治病，吴花燕经常只吃米饭、辣椒或馒头。长期营养不良使她患上早衰症，并于2020年1月去世。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官网2020年9月的报告，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约有3.73亿中国人仍生活在每天生活费5.5美元的上中等收入贫困线下。
而根据中共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披露的数据，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约157美元）。
中国穷人这么多，为何它的奢侈品市场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呢？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际部主任王军告诉大纪元，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
他说：“哪怕中国的富人比例很低，比如说百分之零点几，零点零零几，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我感觉中国的富人可能比欧洲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多。”
根据2020年胡润财富报告，中国600万（约94万美元）资产“富裕家庭”数量达到500万户；千万（约157万美元）资产“高净值家庭”达到202万户；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达到13万户。
在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当中，有75%是企业主；有15%是炒房者；有10%是职业股民。
在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当中，有60%是企业主，20%是金领（金领主要包括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有10%是炒房者，有10%是职业股民。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在有钱人当中，股民和炒房者占据不小的比例。当一些人因为炒股、炒房而一夜暴富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因为被套牢和做房奴而悲苦呼号。而这些投机致富的人，往往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
王军曾经在德国生活。他发现，德国最新款的车，出现最多的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中国。
他说，“排油排气量最大的车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中国。”他说，“在我住的这个小区院子里就有很多人开奥迪Q7。Q7在德国都很少见。德国人块头大，按理应该开大车子才对，但他们不讲究这个，人家是花自己的钱。但在中国很多开豪车的人，他的钱怎么来的了？即便是他自己的，也有炫耀的成分。”
王军将中国人追逐奢侈品的现象称之为一种暴发户“文化”或“社会心理”，而欧洲和美国没有这种“文化”。
在中国，贪腐是催生奢侈品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历数近年被曝光的中共贪腐官员，基本都是穷奢极欲的。比如，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北京二环黄金地段拥有30多套房。在上海，谷俊山将一块军队土地卖了20多亿元（约3.2亿美元），并从中抽取6%的回扣。北京当局在谷俊山老家河南濮阳查获数百箱茅台、黄金等贵重物品，装满了四大卡车。
2012年3月18日，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花7000万（约1100万美元）巨资在三亚为女儿举办大型婚礼，花费几千万元从北京请最专业的婚礼公司策划，邀请众多明星表演，包下希尔顿、万豪等五星级酒店，并包下3架飞机接送宾客，极尽奢华。
据大陆媒体报导，邢利斌的暴富来源于官商勾结。他以8000万元的低价购得储量1.5亿吨的国营企业——柳林县兴无煤矿的全部股权，并借此成为山西柳林首富，资产超过百亿元。
中共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2021年9月透露，中国大陆2020年基尼系数为0.46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标准，基尼系数0.4是所得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0.4意味着贫富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