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批斗“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狂扫“四旧”、红卫兵大串联，青年学生们发动起来了，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委被打倒，接下来目标就是其他省市区的领导。上海是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四人帮”的发源地。江青崭露头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的力量出笼，姚文元立文革头功的“评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张春桥借“安亭事件”获毛主席青睐，王洪文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起家。文革的上海风云变幻，文革派伺机从上海下手，志在必得。
11月份，《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到上海向大学生演讲，说她奉江青指示到上海点火，上海市委是黑帮，上海必须大乱。然而，上海市委没有明显把柄可抓，他们就从上海市委的喉舌“解放日报”下手。
这时候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到了天皇老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境地。在聂元梓、蒯大富的鼓动下，1966年11月，上海“红革会”发表《“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强迫“解放日报”刊登，“解放日报”拒绝刊登，上海“红革会”要求此文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解放日报”当然还是拒绝。于是11月30日上海“红革会”的队伍冲进“解放日报社”，占领报社大楼，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王洪文的“工总司”立即大力支持，随后也进驻“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停刊震惊全上海，反对打倒上海市委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立即包围“解放日报社”，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开始了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
我和同学曹振发等几个中学生也跟随着上海“红革会”进入了“解放日报社”，占领了一间办公室，帮着印传单，发传单，传指示。“红革会”头头行动迅速，为了防止对立派人进入“解放日报社”大楼，当天晚上叫我们帮忙印制通行证，白纸红字油印刻制：“通行证市红革火线指挥部”，排成圆型，然后用一个圆的杯子盖，沾上红油墨印上圆戳，权当圆形印戳，就制成了通行证，发给“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
由于大量的人涌进报社大楼，而大楼已被围困，进出都很困难，第二天一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便大小便；还有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几天下来厕所污物四溢，楼道臭气熏天。这么多人成天呆在报社里，吃饭成了问题。（饮水不成问题，大楼内有开水房）。上海市委怕出问题，让报社后勤部门想办法给占领报社的造反派送面包。现在的面包是普通物件，不稀奇，而那时候面包并不是老百姓的普通食品，算是好东西。造反派吃着“走资派”送来的面包加白开水，跟上海的“走资派”对着干。
报社门外的围攻群众与报社内的造反派天天发生冲突，外边的人往里冲，里边的人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往外打，每天有群众受伤。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领导亲自进报社大楼与“红革会”造反派进行谈判。谈判是没日没夜进行，讨价还价，来回请示、磋商，谈崩了，就休会，过会再继续谈。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等高官不敢怠慢，不敢离去，经常就靠在墙上睡着了。上海市委同时还要缓和报社门内外两派群众的对立斗殴，要组织人天天给大楼内送面包，清理厕所。他们最担心的是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怕事态进一步扩大。
“解放日报事件”使上海市委非常尴尬，如果答应“红革会”的要求，等于承认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答应，就是对抗文革，对抗红卫兵革命行动，还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要被打倒。他们被逼进了文革派设置的陷阱，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我们从“红三司”的同学那里得知中央文革的陶铸不同意“红革会”占领报社，马上把消息告诉“红革会”头头劳元一。劳元一是复旦大学学生，个子高高的，长得很精神，很会演讲，普通话也说得好。他很吃惊，赶快打电话到处询问核实。聂元梓给他们打气说：“江青和张春桥没有表态，就是支持你们”！
后来“红革会”提出，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学“工总司”搞“安亭事件”那样拉上队伍拦火车上北京告状。上海市委再也顶不住了。最后在江青、张春桥主持的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是为了不让事态扩大，上海市委只好全部同意“红革会”的要求，12月8日“红革会”和“工总司”撤出“解放日报社”，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结束。但从此上海市委也落得个“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而威信扫地，不到一个月就被“一月风暴”打倒。张春桥乘机夺取上海党政大权，上海成为“四人帮”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