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做未来的主人翁。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很胖的女人,除了让我们做国家的栋梁,她还有个爱好,就是打她的儿子。他当时也在我们班。她经常把他叫到讲台上,左手拿着他的试卷,右手劈脸一个嘴巴,把这位未来主人翁打得脸一歪,然后反手一抽,把他的脸再正回来。现在我还模糊记得那个孩子的样子,瘦瘦小小,一脸惊恐,像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我们虽然是“文革”后的一代,但毕竟也是读着魏巍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课文长大的,神经比较大条,后来有老师指着学生骂“你离我远点,我看见你就恶心”,大家还会哄堂大笑。直到我长大后回想,才能体会到其中包含的残酷。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要么哄堂大笑,要么噤若寒蝉。当然,噤若寒蝉多少体面一些。但我们毕竟是笑了。说起来,当年的我们就是这样,写着春光明媚的作文,读着正义感爆棚的课文,被委以祖国未来主人翁的重任,然后在成年人营造的诡异世界里寻求适应之道。图画与真实之间咫尺之地,窄仄到了只适合一个未来的犬儒存身。
那个年代很多老师和家长都脾气暴躁。时过境迁后,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生活压力很大,什么东西都缺,而且从来没有人真正告诉过他们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对待儿童。谁懂得这些事情呢?说到底,从来也没有人真正告诉他们怎么做一个成人。多少年来,大家都已习惯由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老人的商家,做广告的时候不贴“商讯”而贴“通知”,就是捉摸明白了这种心理。而他们容易上野广告的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对任何媒体都有一种敬畏感。如果你告诉他们那些“王教授”是假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是假的,电台怎么可能让它播呢?
把成人当作孩子,把孩子当作傻子,这样会让人丧失很多成长的机会。童年时不曾纯真,青年时不曾燃烧,成年时不曾成熟。一拨拨人也就这样胡乱长大了。善良和懦弱混迹不清,而秩序只能从恐惧和顺从中学来。当然,也有不小的进步,现在的成人多少比以前懂事点了,但在本质上,做事的方式还是差不多。就像崔健说的,大家骨子里究竟还是同一代人。我上学的时候,见过都二十多岁了还因为在校园角落里接吻,被保卫科撵鸡撵狗一样乱撵的大学生。就算现在,我也经常读到学生被校长抓来就剃头之类的新闻。从来没有被人真正尊重过的孩子,怎么能在长大后懂得尊重他人呢?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小时候的语文课里,小明是最让人讨厌的。他总是提前完成作业,总是帮助后进的同学。他一举一动都那幺正义,正义到了你会盼着他哪天因为偷看女厕所被抓起来。马克吐温就有篇恶搞的短篇小说,叫《好孩子的故事》,在故事里,小明谴责小刚不该爬树偷苹果,说作文里说了你这样的坏孩子会掉下来摔断胳膊的。结果小刚果真掉下来砸断了小明的胳膊,小刚却安然无事。故事的最后,马克吐温心满意足地写道:小明因为干好事太多被活活炸死了。我们可不敢这么写。相反,我们在小明的带动下,在作文里做各种各样从没干过的好事,干好事前一定要想到雷锋邱少云黄继光他们,干好事后语文刘老师则总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另外我们还经常路过刘老师的家门口,看见她的窗口还亮着灯光,那是刘老师在批改我们作文,于是内心涌起一阵暖流。我们就是写这种东西长大的。然后等到这个社会上卖假酒卖假药,大家又叫着说:“人这都是怎么了?怎么都变得这么没有诚信?”这又是在装什么呢?
好莱坞的主流片子不管拍得多烂多假,宣传的价值观多老生常谈,但它们总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导演确信观众认可这些价值。那种庸俗是温情甜腻的庸俗。而中国导演们想要“提一提境界”时候,却往往弄到笑场的地步。这不光是因为导演笨拙,也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确实缺少了某种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养一个孩子,多少是件让人困惑的事。有位朋友抱怨过,把孩子送进学校以后,眼看着她很多地方都在变蠢,却毫无办法。我也曾经和女儿童童一起,站在水族馆前漫长的队伍里,看着有一家老小谈笑着径直走进了旁门,听着门口的保安对抗议者喊“那就是给领导进的,就是不给你家孩子进,怎么着?”再瞅着身边那些不解的孩子们,不免产生了罗大佑式的迷惘:“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