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入中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的北京大学
中国教育部周一(14日)公布新“双一流”高校名单,并说“双一流”重点在“建设”,不是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分等级、划分“三六九等”。专家分析,“双一流”是鼓励高校建设质量,不该追求双一流标签而违背建设初衷。
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在周一公布,中国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长洪大用在记者会上说,“双一流”重点在“建设”,而不是人为划定身份、层次、派发“帽子”,更不是在中国高校中划分“三六九等”。
洪大用说,从首轮建设情况看,一些高校对“双一流”建设坚持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的理解还不到位,仍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作为身份和层次追求,存在扩张规模、追逐升级的冲动。
双一流标签不是保证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专业是建设,不是说我给你一个身份,”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但是并不是说,你(学校)入围之后就把你认定为一流的,这(作法)肯定是对双一流有很大的误解,不管是学校还是社会舆论还是学生,都不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熊丙奇认为,这种错误看待双一流的标签,误使部分高校认为得到“双一流”评价后就能一劳永逸,将使高校偏离“双一流”建设的初衷,社会和学生也不应一味追求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名气,选择不符合自身要求的学校。
“还是要看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去选择大学,千万不能把双一流作为一个身份来做选择。”他说。
湖北武汉2021年2月1日举行的一场招聘会(法新社图片)
学者建议双一流可分类排名
洪大用在记者会上介绍,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将探索建立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设体系作为重点之一。而在首轮建设中,有15所高校的16个“双一流”学科被给予公开警示,但并没有退出建设范围,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学科等,教育部说,有些学科建设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要求调整后将在2023年接受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部分大学的确有很强目的性,以争取进入“双一流”名单,但这也凸显“双一流”建设高校多为学术性大学的局限性,他告诉本台,“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应该有不同的维度及标准,来因应社会及教育多样化。
“从一个指标变成分类指标,让各种各样的高等教育,都能在政策的支持下,能够充分发展。”程方平举例,像是工科技术性高校、师范体系、国防相关的高等大学,应该和传统学术性大学分类进行排名,培养多样化人才。
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中国教育在线网)
毕业生就业问题政策辅导成关键
而2022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也带来严峻的国内就业问题。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门日前发布文件表示,要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两百万个优质职缺。
程方平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受到冲击,留学比率人数不断下滑,境内就业需求增加之下,政策辅导显得格外重要。“这两年中国重视工业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第一产业,所以这个(发展)需要国家和政府导向,”程方平说,“还有大家都集中在北上广,应该让西部城市,包括省以下的市级、县级都有发展机会,这些政策调整空间都很大。”
根据多所高等院校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不少知名大学的出国深造比例都降至一成甚至一成以下。毕业生选择留在国内就业,除了公职、跨国企业热门,也出现了灵活就业等就业新型态;在地域选择上,非一线城市、基层、西部移动就业成了中国毕业生的新选择。
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在新书《大学的改革》中,根据自己长年的教学经验,分析出学生普遍“忙、茫、盲”、“学分绩导向”、“变相缩短学制”、“焦虑、纠结、内卷”、“大学如同高中”、“做研究的困惑”以及均“值高、方差小”等七个现象,这些学生共有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市场和政府的评价体系及基于此的竞争,显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评价的薄弱。
钱颖一也提出在大学学生培养实践中发现的七个重要权衡,包括“思维与知识”、“通识与专业”、“个性与从众”、“无用与有用”、“好奇心与功利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与才”,他指出七个权衡中,大学教育的现状是每个权衡中的后者都被重视,而前者都被轻视,偏颇的根源可以归结为“育才”压倒“育人”,是市场和政府之外的教育愿景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