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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韬:从《时代革命》反思所谓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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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电影《时代革命》在台湾公映反应热烈,有可能成为最卖座外国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反送中”其实反映了“支那文明”崩烂的状况。什么是文明?关于这个题,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几种谈论文明的方式来寻找一些启发。过去大家都说有四大文明古国,当中的重点不是这些所谓古国是否我们当代人所理解的国家,而是在一个地域上出现的“文明”,而这些地域可以是用河域为基础所作的叙述,尼罗河流域文明、幼底两河流域文明、印萨两河文明及黄长(黄河与长江)两河流域文明,这样的认知反映了一个通俗的认知,也就是我们所谈的是人的文明,而古文明孕育自河流,人的逐水群居习性发展出文明。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整个群居地域愈来愈广阔,输水技术的进步令人可以居住的范围扩大,因此,描述文明的方式可以是用地域作为基础,由于尼罗河在北非,故亦称北非古文明;由于幼底两河流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故亦以此得名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哈拉帕城的发现,印萨两河流域文明又称哈拉帕文明;至于大家比较熟悉的黄长两河流域文明位于支那大陆,亦可称支那文明。另外一种方式是以大家所熟悉的当代国家命名,如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及中国文明,可是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就是令大家将政治概念与文明混为一谈,事实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巴比伦早就被波斯人消灭,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仍然以某种型式存留。或许也是由于不该将政治概念跟文明混为一谈,有些近代思想家甚至发明了“中华文明”。

值得注意,自从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或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对所谓“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嗤之以鼻,不是完全不谈论就是视之为封建时代的产物,"新中国"要破旧立新,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打儒,都是要清除阻碍共产社会前进的封建余毒,共产主义新人类在其乌托邦里有其新文化,这种破除旧思想的新文化也曾在人民公社中短暂体现,没有私隐,党干部及党员以国家名义决定邻里甚至家庭事务,每个人都被期待能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六四屠城后,中共为了稳定局面及维持党的领导正当性,江派搬出了中华文化,一时间国学热开始涌现,外国硏究者原来从事的“汉学”在中共手里成了“中国学”,这种大转弯当然要找个理论依据,那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学说。说到底就是,只要加上“中国化”,那就什么都行了,而且是中共说行了就行,跟邓小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差不多,一切按照所谓的国情而作出的变动都没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可以继续调整,直到自己人都没有太多意见为止。总言之,“中华文明”很好用,孔子学院可以用来做统战及渗透工具,孔子学院受阻了,弄个佛祖学院也无防,儒家也好,佛家也罢,都是统战工具。

古代百花齐放及百家争鸣的支那文明经过两千多年来的坠落,到了中共手里更是彻底崩烂,香港的问题不在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而是在于中共想要以崩烂的支那文明来摧毁香港。《时代革命》所纪录的是香港人对正在被崩烂文明污染的状况作出反抗。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自由亚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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