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只有说服他服从当前的对敌斗争，把发现跳蚤的地点说成是露天。蚤标本都是人蚤(Pulexirritans)。
至于鼠疫杆菌，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大约在5月间，陈文贵在我们检验队的细菌室打电话告诉我说，方亮把“敌投的鼠疫杆菌菌种”丢了(原来是方亮负责细菌室，实际是从来没有过鼠疫杆菌菌种)。陈文贵在印度索克教授那里专门学过鼠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意识到是大问题，马上发报给北京的贺诚部长和东北的王斌部长，说即派门新同志来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不好办。门新(后来在辽阳203军医院当院长，已离休)去沈阳，再回，5天，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我把一管交陈文贵，一管当我们防疫队副队长李哲范的面交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他向我要过菌种，这时他心中有数为何我给他菌种。事后我对李哲范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他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可见当时压力之大。李是朝鲜族，解放前和苏联专家在东北一起搞过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专家了。早几年我问他记不记得此事，他说记不太清了。
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反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虽日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对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准备工作，总理问朝方有何困难，我插了嘴，总理马上问鲁副相对我的意见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动总理尊重别人的高贵品格，同时使我感到我不该随便插嘴。一次，晚上8点多钟，总理一面吃饭一面和我们谈问题。他就吃一小碗饭，两小碟菜，一荤一素，一小碗汤。多简朴的生活。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美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战的经过。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为此受了处分。
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国际科学家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我看美帝国主义是实验性的搞细菌战。他们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说法。
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写进去。我总是建议用我们受到细菌战的“威胁”的口气，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黄克诚病中要我向军事科学院编百科全书的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说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之后，派人来问我究竟有没有细菌战。我只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是这样倒罢了，如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编后语：这指控出来后，美国政府要求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但中国和朝鲜不愿意。国际红十字会多次跟中国政府、朝鲜政府联系，都不让他们去。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由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和朝鲜也不愿意。美国政府在安理会提出由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决议10票赞成、1票反对，反对的是苏联。虽然只有1票反对，但苏联是常务理事国，有否决权。安理会走不通，美国就改走联合国大会，这样常务理事国就没法否决了。美国提出由5个中立的国家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决议压倒性地通过。但是，这5个中立国家去跟中国、朝鲜联系，它们同样不予理睬，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