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暴发后第三年，许多国家都迈向“与病毒共存”，而我们依然推行严格清零政策。但从身为特区的香港放弃“清零”、科技重镇深圳被迫封城，再到金融中心上海走向“半停摆”，这套两年来行之有效的高压防疫措施，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病例持续激增的压力下，上海自3-月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对两岸的浦东和浦西分别展开为期四天的全面封控筛查。而在此之前，当地官方一再承诺上海“不会封城”。
当各界还为上海是否应该“封城”而争论不休时，与上海人口不相上下的东北省份吉林，已经“封省”半个月。上海过去奉行的“精准防疫”模式，令这个经济中心在疫情管控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但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让向来被视为防疫模范生的上海也束手无策，这是中国探索新防疫模式路上的重大挫折。
这些，本来不足以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然而，有些人出于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对防疫政策作出了政治化的解读，硬生生把防疫工作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防疫政策被捆绑了某种政治立场，选择与“病毒共存”就会被视为“抄西方的作业”，就意味着“躺平”和“投降”，就意味着西方的那一套比我们的更科学更先进。如果选择与“病毒共存”，岂不是证明西方的防疫政策更有效？可见，我们的思维逻辑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核心问题是，“清零”与“共存”不应该是两种极端的存在。“动态清零”原本是指一种可控状态，而不是“绝对清零”或“静止清零”，然而政策措施却在层层传导过程层层加码，为了证明“加码”的正确性，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极端化口号和极端化措施。
较先进入封控状态的浦东居民，面对买菜难、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服务等问题，怨声载道。好不容易等到4月1日，本该解封却又立刻进入“分区封控”，让大家都措手不及。
民众的态度从最初的调侃和配合，渐渐转变为焦虑甚至怒意。上海市民究竟面对哪些问题？为什么曾经在疫情防控上备受赞许的上海，面对这一波疫情显得如此手足无措？一些问题早在武汉与西安暴发疫情时就已经出现过，为什么上海还会重蹈覆辙呢？
把防疫工作搞成政治运动，必然会产生“不惜一切代价”的极端化思想，那么次生灾害就不可避免——
继上周一名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因哮喘发作未得到及时救治去世后，上海又传出哮喘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消息。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中，两名妇女急切向一辆急救车上的医护人员寻求援助，想向他们借一台心脏除颤器（AED）救治已经没有心跳的哮喘老人，但医护人员坐在驾驶座上，多次拒绝。
另外，3月29日晚一名微博用户披露他77岁的父亲，由于得不到及时透析治疗而去世的事情。这名用户的父亲住在浦东新区，3月26日被诊断为冠病阳性，当晚被送回家后，日常药物吃完。因为浦东医院不接收阳性病患，老人两次转院，却因医院满员，连续四天未能接受透析，29日因为长期未肾透析造成的心肌衰竭而死亡。
人们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困惑：上海检出了上万的阳性，但是没有一个重症或死亡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所谓“无症状感染者”），为什么那些逝者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运动式防疫？
“比起奥密克戎，大家更怕被抓走”，这是一名上海网民的微博帖，“被抓走”指的是被带到集中隔离点。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透露，世博展览馆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当日启用，另外还有七处后备定点医院及建设集中隔离收治点完成改建并投入使用。集中隔离点目前收治的感染者大多是无症状或轻症。其实，有关专家早就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无症状或轻症者，无需集中收治，只需居家隔离便可阻断传染、获得自愈。
只是因为运动开始了，大家停不下来了，不敢犯政治性的错误，否则就会有政治性的后果。
新加坡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受访时指出，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的超强传播力，令封锁清零的难度更高、代价更大。这是中国城市在防疫时面对的主要难题。
梁浩楠指出，每轮核酸筛查能将病毒传播速度延缓90％，但即便在两轮筛查过后，仍可能有1％的漏网之鱼。一周过后，病例又会增加约30％。“事实是，即便在对入境者进行21天隔离后，奥密克戎依然流入了中国。当前的封城措施可能一时成功，但病毒会不断卷土重来。”
封城对抑制病毒传播的成效正在降低，但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困扰却有增无减。面对这些现实情况，大家为了保持政治正确，只能“顾全大局”了。也许，必须要到运动结束之后，才能看清问题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