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传递军事信函的士兵）汪青“私启递筒”（密函装于竹筒内再密封，称为递筒）。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
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另一处史料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
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因过失而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将无罪者入罪）。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换成现代的说法，即“疑罪从无”，体现在法官问责上，宋代对“失出人罪”的处罚很轻，几乎没有惩罚，对“失入人罪”的处罚则很严厉，“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激励法官轻判之弊，不利于“出公心为朝廷正法”，后来在臣僚的建议下，便改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但对“失入”的惩罚重于“失出”的倾向性，还是保留着，体现了宋朝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司法理念的坚持。
所谓“人命关天”，宋代对“失入人死罪”尤为重视，创设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失入人死罪法”，可惜这一立法并未为后来的元明清继承。按宋神宗年间的立法，凡失入人死罪者，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司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当然处罚最严厉的是“故入人罪”，以“全罪”论处，即以含冤者所受到的罪罚还论法官。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宋仁宗时，刑部推荐一人当“详覆官”（负责复核刑案的法官），仁宗记得他的姓名，说：此人曾因“失入人罪”，不得再迁官（升官），岂可任法吏？推荐者皆处罚金。
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这个案子总算了结，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宋代的司法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
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司法制度也不例外。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我们看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伺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
让我们以宋代州一级的法院为样本，来重建当时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宋朝在各州均设立两个法院——司理院与州院，两个法院是平行的，并配置了专职的司法官。一个刑事案子进入庭审程序之后，州法院必须启动“鞫谳分司”的司法机制，即审讯问罪的法官（狱司）与检法量刑的法官（法司）不可为同一人，而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两个人分别担任，各自独立地行使“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司法权。宋人认为，“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讯问的过程中，法官需要遵循“据状鞫狱”的原则，《宋刑统》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说的是，法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古代重口供，允许刑讯，不过宋代对刑讯的使用已有了严格限制，更加注重证据与检验，对证验明白无疑者，不必用刑逼供，可以“据状断之”；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以及孕妇、产妇，依法，也不得拷讯。违法用刑的法官，将会被追究责任。
案子审讯完毕之后、检法量刑之前，还有一个“录问”的程序，即由另一名法官提问犯人、核对供词，让犯人“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如果录问官与鞫狱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案情有误，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也会受到惩罚，若能驳正则有赏。如果录问无误，案子就转入“检法”程序。由法司根据讯问所得的罪情，检出适用的法律条例，供长官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检法时若发现案情有误，法司也有权驳正。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鞫狱—录问—检法的整个过程中，三个法官是各自独立的，不得相互商议，宋代法律规定：“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按照鞫狱官认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依据，草拟好判决书，这叫做“拟判”；然后还有一个“过厅”的程序，类似于现在的“合议”，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对判决书进行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假如有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又不能推翻原判，则可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以后若长官的判决有误，附上议状者可以免除处罚。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我们再说个故事：还是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么周密的程序一层一层走下来，如果一宗案子有疑点，被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宋太宗雍熙年间，同州有一富户，家里有一个婢女失踪了，婢女的父母找不到女儿，告到州法院。州太守命录事参军（州法院负责鞫狱的司法官）主审这个案子。恰好这录事参军“尝贷钱于富民，不获”，即向那富户借钱，被拒绝了，所以借机报复，“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录事参军将这个审讯结果报上去，录问、检法等程序都未能发现隐情，但在拟判、过厅的程序上，被拦下来了：同州推官（法官）钱若水“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迟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十几天后，钱若水才找到州太守，说，我之所以拖延此案，是私密派人去寻找那婢女，现在已找到了。案子终于真相大白，富民父子无罪释放，那个徇私枉法的录事参军大概也受到了处分。
这不是孤例。还是太宗朝，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停止判决，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这两宗冤案之所以得以及时发现，从人的因素来说，自然是因为遇上了富有洞察力与同情心的钱若水、邵晔；从制度的因素来说，也应承认宋代严密的司法程序、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确实发挥了防弊的作用。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池州汪青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惜的是，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袭了他们的专制政治。所以恢复了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宋代司法制度遂成绝响。
（选自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