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后，香港在当天再次有百万人大游行，打出横额：“今日北京遭镇压，他朝香港也相同”。（图片由作者提供）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现大转折：过去对政治冷漠，面对主权转移的无奈，或移民、或买外国护照作保险、或消极“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学生争民主并获各界支援的电视画面，而激发起对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从而大规模去关心中国政治事态。六四改变了许多香港人从逃避转为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支援中国民主或联合中国民主派抗共的行动。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最记得那一年5月20日风暴袭港，八号风球高悬，狂风暴雨下，常态是交通停顿，街道极少人行走，但香港却有四万人冒着大风雨走上街头游行。只因为前一晚李鹏在电视杀气腾腾的讲话，杨尚昆宣布军队入城，接着颁布戒严令，封锁新闻，香港人不顾风雨上街。
在八号风球下，我接受两家电视台访问，就是在那时说出“关起门来打狗”这句话。次日台风过去，激发了一百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到跑马地马场集合，在那里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5月27日，香港演艺界总动员，举办了“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
接着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声谴责，传统左派、中资直属机构，《大公》《文汇》，新华社员工都走上街头，并在报纸刊登广告谴责屠杀。跟着是秘密展开救援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
正如抗日战争的悲愤激发起中国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八九民运绝食学生及支援者的命运，和中国的暴政，也激发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愤的民族感情。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转变的意识基础。
更重要的意识是出于自救心态：“抗暴政、救中国从而可以救香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被迫接受，越来越近的香港主权转移的无奈，加上那几年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对联合声明附件一，从市民权利最大化向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国背弃承诺，令香港人对前景越来越悲观。中国民主运动的突然奋起，燃起了对未来宗主国从专权政治迈向民主的希望：这可能是香港未来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聪明人”的押宝心态，尤其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们看到中国各界包括党政机关人士，纷纷走出来对北京学运声援，认为中共的开明派最终会赢得权力，于是把赌注押在开明派身上。最明显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后来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后七次在报纸刊登广告，声援学运和谴责北京政权镇压。后来他绝口不谈六四，还在2011年表示邓小平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
六四最流行的爱国歌曲是多年前为追悼在越战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而作的《血染的风采》。最能够表现香港人参与精神的，是在“民主歌声献中华”中紧急创作出来的《为自由》。而我最受触动且数十年没有忘记的诗句，就是写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道墙上的《疯女人》：
“中国/一个杀死了自己儿子的父亲/在这夜又凌辱他的女儿/中国/中国/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们几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寻味。多年后，我在中国网页上读到另一首无署名的诗，或可以作一注脚，诗题是《中国人的墓志铭》：
“我们生在中国/我们葬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不幸/只有这么两个/躺在里面的/再也不必假装死了/留在外面的/还要继续假装活着”。
诗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议，在9月12日零时，即六四死难英灵的百日忌辰，家家户户，灭去电灯，在窗台上点起一枝蜡烛，以至于尽，以此来寄托我们刻骨铭心的痛惜。他又提议以后每年六四周年，都以这方式，抒发沉哀，时刻反思，“敬申吊于英灵，寄长怀于民主”。
1989年八月号，《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题材的著名画家林风眠的新作《噩梦》。那一期杂志封面，我创造了一个新词：“黑社会主义”，我为此撰文解释，中国口口声声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实际上所实行的是“黑社会主义”。“黑社会主义”奉行黑社会逻辑：只讲强权，不讲规则，不讲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强制就是道理。对于和平表达意见的学生，回应就是坦克和射杀。5月20日戒严前后，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吁召开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掌军权的大家长置若罔闻。人大委员长万里，因为可能会公正主持会议，于是用枪杆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后“请”一个已经退休、什么职位也没有的元老彭真来主持人大副委员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向下达戒严令的总理表忠，以示司法将忠诚为枪杆子服务。军委主席掌党政大权，可重组党政最高层级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听话的常委，指定从上海找来一人当“核心”，并下令其他人“谁也不要不服气”……。这一切像不像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逻辑？
一个人不论以前如何开明，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就会奉行黑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大怪物。活的“官财”，造就中国成为一口活的棺材！（失败者回忆录124）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