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苏联被美国给拖垮了"。这个说法显然不够有说服力，最简单的反问是：两国竞争，为什么被拖垮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如果苏联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代表了未来，那么被拖垮的理应是美国对不对？
还有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的大规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权当年倒台的时候，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是说不通的。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于强大。
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苏联的崩溃恰恰是因为"国家能力过于强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苏联的秩序。的确，在苏联，暴力是高度垄断的，不存在当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敌国的武装叛军。但是，当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完全被抹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实力对比完全不对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社会失去了谈判能力，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苏联1932年左右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因为强制性的过度粮食征收，加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乌克兰发生了惨烈的饥荒，导致3-7百万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举世闻名。据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管党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政权的迫害，占人口大约八分之一。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万人因为"危害国家罪"被枪决。甚至党内高干也不能幸免。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这就是苏联式"秩序"的代价。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有多少泪水、挣扎、恐惧与绝望。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当苏联走向解体的时候，为什么人民群众就"答应了"呢？答案恐怕就在这些挣扎和恐惧中。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类似霸权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风波，它们难以掀起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讲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会再涉及。
（布拉格之春）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19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他们为什么要积极生产和创新？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同样是自掘坟墓式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放弃个体、为了国家放弃家庭、为了理想放弃利益、为了理念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假大空。这就像吹气球，你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气球吹到西瓜那么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随时就可能爆破。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计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的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显然，并非如此。或许，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在一个区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有助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政治秩序，但是过了某个点之后，国家则可能因为失去任何缰绳而变成破坏性力量。经济学者Acemoglu在《狭窄的通道》这本书里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用的词叫"被缚的利维坦"。什么意思呢？他说国家状态有三种：一种是国家缺失，一种是国家强大，第三种则是"被缚的利维坦"。没有利维坦就不会有秩序，但是利维坦过于强大又可能反噬社会，只有"戴上镣铐的利维坦"，就像被套上缰绳的马匹一样，既能干活，又不会随意踩坏庄稼。
其实，苏联的故事何止发生在苏联。历史上，有过许多类似的情节：一个强大的国家走向过度扩张、最后因为过度拉伸而脆断。中国历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国、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国家建构都可以说登峰造极。但是，当扩张变成过度扩张，河流变成洪流，细雨变成暴雨，国家能力就成为一种诅咒。
不奇怪的是，这些国家都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强大，另一个是短暂。大一统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红色高棉执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苏联还算是长寿的了。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71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显然，这些国家的昙花一现并非偶然，水至清则无鱼，国至强则易断，在强大和短暂之间，或许存在着一种悲剧性的联系。当一个国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约，或许没有人可以战胜它，但是，它可以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文为"看理想"音频节目《可能性的艺术》的第16讲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