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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了“空城”上海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Anthony Reed是一名来自英国海滨小城贝克斯西尔(Bexhill)的摄影师。小城附近的比奇角(Beachy Head)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时也是“自杀圣地”:英国最高的海岸悬崖多佛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Reed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地方因美丽和死亡而闻名,那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

2022年4月,Reed离开了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和学习,随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涨幅过高,搬到了愚园路一处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喜欢扛着相机在上海的街头闲逛,拍摄那些在巨型都市里孤独的人。今年3月中下旬,他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彼时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初现“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 Reed的自述:

2008年来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时代,我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一些幻想——这促使我来到中国。我并不是冲着北京奥运会来的,但奥运会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那时我24岁,刚毕业,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一年,我的双胞胎哥哥去了伦敦(他也是摄影师),而我来到了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撒切尔夫人虽然1990年就卸任了,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依旧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算是一种消极反抗吧。

在中国的这14年里,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忧商业拍摄过多会影响我的艺术创作——每天的生活都是过山车式的。如果说起起落落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说“落大于起”了。

每年1月是我常规续签工作签证、递交材料的时期,这样,大约2月或者3月就会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事宜我都亲自去做,以往都很顺利,但2022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签。我跑到窗口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理由,别再问了”,哪怕我的“工作许可”到2023年都有效。这意味着:3月9号之前,我必须离开中国。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我怕时间来不及,于是2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签证中心,希望争取一个缓冲期。他们奇迹般地同意了,于是我的离境日期变成了4月9日。紧迫感有了缓解,但又一个变化来了:3月初,上海爆发了奥米克戎疫情,已经有局部的小区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虑。我的航班会不会取消?新的航班会不会更贵?我会不会被封在家里?我原计划卖掉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么办?人在家中,但是签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居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被封禁的小区越来越多,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陆续关张。我意识到,我的小区离封禁也不远了。于是,在还没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摄上海街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一次“场景重现”。

2020年1月,疫情刚刚扩散到上海,所有人都对病毒和(飞涨的确诊)数字很恐惧,口罩也抢不到。当时离境没什么困难。2月1号我飞去纽约,和哥哥团聚了一下。我以为疫情会很快被控制住——2003年的 SARS疫情好像半年左右就控制住了——但是没想到,病毒扩散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4月份,纽约经历了 Lockdown。Lockdown和中文的“封城”意思不太一样。在纽约,一切安排都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强制。马路上人少了很多,也并非空无一人。4月5号,我和哥哥拿起相机,用两天时间拍摄素材,制作了一部短片《疫情下的纽约》(New York City During Covid-19)。让我诧异的是,有些人嘲讽戴口罩的行为,各种阴谋论也开始传播。

美琪大戏院,摄于2022年3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头拍摄时,那种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我在欧洲的朋友全都感染过奥米克戎,有的人还不止一次,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碍。这给我造成了一个印象:病毒变弱了,人类可以松口气了。但(上海)对更弱的病毒变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我只想着赶快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到期待着赶快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十几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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