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5号没有解封。我开始担心食物不够，以及9号不能走。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上买菜——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9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9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3000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36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上海街头，摄于2022年3月下旬
在中国十几年，2010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大概从2018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2022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紫金路，摄于2022年3月下旬
2020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月回到上海，经历了14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美国人=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外滩招商银行，摄于2022年3月下旬
2021年3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外滩附近，摄于2022年3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等时差调好了，我想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些客户，看看它们有没有拍摄需求。最近的花销确实有点多，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