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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十三陵劳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回校后将要把我们这些“奴隶”集中起来。消息说，学校两派武斗正酣，聂元梓的校文革害怕黑帮们从中闹事，决定将“黑帮”集中管理起来。我们一回到学校，就没有回到自己的宿舍，而是直接到建立“黑帮大院”的工地上。这就是说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建立一座监狱，或者说是“作茧自缚”。
“黑帮大院”就是聂记监狱。这个监狱就在北大西门内左侧的东方语言文学院大楼后面。原来那里有12间平房，是北大的业余学校。文革一来，业余学校也不办了，他们就要在这里建立“黑帮大院”。工程并不复杂，就是把席子连结起来，搭建成一个围墙，大概有三米之高。具体的时间我已记不清了。“黑帮大院”的正式名称似是监改大院。《北京大学记事》对此有所记载：“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管人员20多名，由国际政治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刘国政是历史系学生，不是国政系学生。引者按）。”
在“黑帮大院”这所监狱里，北大的主要干部，从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有时被关在这里，有时又被关到别处）到各系、各部处的大多数干部，都被关在这里。200多人都有名目。例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漏网右派、流氓、牛鬼蛇神、反动学生等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文革前学校的各级干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指写过一些不符合他们口味文章的人；所谓叛徒，就是指那些曾经被敌人关进监狱里的人；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指那些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不满言论的人；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指在学术界、科技界有成就的学者和科学家；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就是指那些被冤枉划为右派而始终不肯认罪的人；所谓漏网右派，就是指那些欲加之罪、不患无词的人；所谓流氓，就是指那些生活作风不够严肃的人；所谓牛鬼蛇神，就是指那些对他们不满而找不到适当帽子的人。总之，他们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来打击他们要迫害的对象。
在“黑帮大院”受迫害的北大名教授我认识的有：化学系的傅鹰和邢其毅，他们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系的邓广铭，他是中国著名的宋史专家；历史系的张芝联，他是中国著名的西洋史专家；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吴组湘，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朱德熙，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瑶，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魏建功，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律系的陈守一，中国著名的法学理论家；芮沐，中国著名的刑法专家；季羡林，中国著名的东方语文学家、散文家；西语系的朱光潜，中国最著名的英国语言文学家、美学家；李赋宁，中国著名的英国语言文学家等等。上面我提到的都是我所认识的若干著名教授，至于我不认识的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对中国文化有过相当贡献的人。而这些人现在都受到猪狗一样的待遇。劫后，梁漱溟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哀悼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几句说：“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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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大院”里的管理者，虽然大多数是学生，但他们出手不凡，懂得不少管理的策略。记得马基雅维利的权术中有这样一条：“不让国家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不让首都知道外地发生的事。”它的意思是要将自己的奴隶或其他猎物同外界隔绝，变成聋子、傻子，变成没有思想、没有头脑、驯驯服服、服服帖帖任人摆布的工具。根据这种指导思想，“黑帮大院”规定：(1)要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2)黑帮之间，不准传递任何信息；(3)黑帮同黑帮不能说话；(4)黑帮晚上大小便，要向值班人员报告；(5)黑帮走路要低头；(6)不能擅自走出监改大院；(7)扣除每个人的工资，只给每人留17元伙食钱。大家都住在大院里，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获得，这点容易做到。只有低头走路这一条执行起来很难。因为一个正常的人都是抬起头来、眼睛平视走路的，这是生理上的需要，违反这种生理的需要，就很难受，常常会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直起头来走路。
在“黑帮大院”，如果你稍不留心，就会被监管人员来一个当头棒。我就曾经看见一个被监改的人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一时疏忽了低头走路的规定，被一个监管人员看见了，这个监管人员立即当头一棒，喝道：“低下你的狗头来！”所幸我对这一条比较注意，没有受到过这种当头棒喝。
只给17元伙食费，够吃家常便饭了。没有外出的自由，也没有花钱的机会，也不感到十分难过。但也有例外。有一天，从河南家乡来了一个堂妹，她是一个贫农子弟，来北京告状，在“黑帮大院”找到我。我当然无法关心她要告什么状，也不敢问她家乡的任何情况，相对无言地站了一会儿。这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去世，我是多么想问一问我母亲去世前后的情况，但这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我的堂妹要走了，她说她回家没有路费，要我给她一点钱。这在平时是绝对要尽的义务，我向监管人员请示，可否从我的工资里给她30元钱？监管人员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的堂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走了。我这个人不大会哭，而在这里、这个时候也不敢哭。据后来了解，我的堂妹回家后没有透露我在北京的情况。
1968年国庆节，我们是在监改大院度过的。百无聊赖中，赵宝煦同志口占一首《西江月》小词，排遣他的郁闷。录之于下，以见证当时在“黑帮大院”被迫害者们的心情。
“黑帮大院”即兴（调寄西江月）
是人是鬼未定，
走来走去低头，
黑帮大院数风流，
虾蟹鱼龙都有。
热火朝天国庆，
凄风冷雨中秋，
值班深夜啃窝头，
休管明天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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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帮大院”，一般的情况是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据说北大有500个勤杂工。文革一来，他们都解放了，由我们这些人取代了他们的工作。每天吃过早饭后，“黑帮大院”的黑帮们，分成若干小分队，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我和赵宝煦常常去北材料场，有时去南材料场。
晚上收工后吃晚饭，晚饭后是例会，这个例会每天都有，是监管人员集中迫害“黑帮”的时候。每天晚饭后，一声哨子响，全体集合。大家因为怕挨打，都争先恐后地去排队。排好队后，就是听他们的训话。他们的训词，开头照例是：“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你们都是人民的罪人，你们要好好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训词之后，就是挑毛病了。他们会无中生有地说某某人今天劳动不好，立即把那人叫出来，问：“你今天为什么偷懒？”如果你不承认偷懒，他就几个嘴巴打过去，打得你满嘴出血。那时候还有一个制度，就是规定背诵毛泽东语录。头天给你布置一条毛的语录，第二天的例会上让你背诵，你如果不会背诵，就要遭毒打。毒打之外，还用各种办法折磨你。我记得哲学系有一个教授，名叫桑灿南，可能是他的记忆力差一点，每次背诵毛语录，他总是背诵得很不流利，因此总是被打嘴巴。打了之后，就呼口令：“立正，向后转，向前走。”听见口令的桑灿南，抹一下嘴上的血，马上就立正，接着就向后转，然后就向前走。他前进的方向是一堵墙，桑灿南一直走，头已经碰在墙上了，监管人员也不喊立定。此时的桑灿南，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原地踏步。监管人员看见桑不前进了，就呼叫：“桑灿南，怎么不走了？继续前进！”这实际上是让桑灿南用头向墙上撞。桑灿南没有办法，只好以头撞墙，结果弄得满脸是血。每个晚上例会，他们都要用这种办法折磨几个人。赵宝煦就曾经这样被他们折磨过。赵宝煦同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在同一间房里住，而且床铺靠近，两人又非常熟悉，有时会违反禁令说几句话。有一天，张学书问赵宝煦党费如何交法？赵告诉他如何交法。赵说我领18元生活费就交1.8元。张说，我仍按以前的工资交党费。这个简短的谈话，被某某人汇报上去了。这个谈话违反了两个规定：(1)违反了黑帮之间不能说话的规定；(2)黑帮是敌人，没有资格谈党费问题，谈论党费表示不肯认罪，是翻案的表现。当监管人员听到这个汇报后，就在例会上问赵宝煦：“你同张学书谈话是不是事实？”赵回答：“是。”监管人员又问：“你是不是混进党内的？”赵为了避免挨打，无奈地回答：“是。”之后，监管人员就喊口令：“立正！向后转！齐步走！”赵宝煦按照口令走去，前面是一棵树，无法前进了，赵只好面对树原地踏步。他面对树一直站了4个小时，到了夜里11点才让他回去。
像这样打人、骂人、折磨人的事，每个晚上都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晚上例会，都提心吊胆。首先是一面劳动，一面默默背诵毛的语录，以应付晚上的例会。我不害怕劳动，不怕吃苦，只害怕这种对人的折磨和侮辱。我们在北材料场劳动，没有挨过骂，更没有挨过打。那里的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有时候还同我们说悄悄话，叮嘱我们要保护好身体，要处处小心。我十分感谢他们。有的师傅的姓名我忘记了，只记得一位何师傅的憨厚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工人这么善良，而那些有知识的大学生却那么残暴？人性善？人性恶？阶级性？我说不清楚。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道理：人们的利益观决定人们的行动。工人们只是靠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吃饭，他们没有别的能力，没有想过一夜会暴富起来，也不妄想在自己的生命里会出现奇迹。而有些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幻想一夜会发达起来，以为只要紧跟某某路线，就可以直线上升。不是吗？不少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不少地方的省委书记、省长一个一个地垮台了，而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县委书记、县长，变成了省委书记、省长。真个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样的暴发户，怎能不引人发狂呢？所以，他们有些人要发狂地表现自己。怎样表现？就是疯狂地打骂斗争“黑帮”，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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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大院”虽然只是一层席棚，但却如同铜墙铁壁，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里面20来个监管人员如同牛头马面，个个凶狠异常。在这个用草席围起来的小院里，阴森可怕，随时都可能有灾难降临身上。走路忘记低头，要遭棒打；不慎同别人说了一句话要挨嘴巴；背毛语录掉了一字，要吃耳光；出门没有带毛语录要罚跪；呼叫一声没有马上回应，也要挨斗。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有些事情已经忘却了，现在仅就还记得的一二，略述如下：
(1)周铎身上的血。
前面我介绍过周铎。随着监改大院的建立，周铎也进来了。他虽然并非大人物，但却是监管人员关注的对象。他在劳动中挨打最多，他穿一条白裤子，裤子上经常血迹斑斑。他被整得精神错乱，神经失常，他到海淀的饭馆里舔人家的碗底，在去劳动的路上拣柿子皮吃。监管人员见他如此，就狠命地打他，打得他满身是血，在地上翻滚。虽则如此，他依然如故。监管人员问他：“周铎，你为什么拣柿子皮吃？不是给我们政府抹黑吗？”周铎怯生生地说：“我不是抹黑，我喜欢那个味道。”人到这个样子，算是改造成功了。在两个月后的一个全校“宽严”大会上，给了他个从宽处理，并被分了工作。但他十多年来身体被严重摧残，不久就死去了。
(2)李赋宁鼻口冒血。
我在前面提到过，李赋宁是国内有数的英国语言文学家。有一天他劳动完毕，在回“黑帮大院”的路上，看见一张大标语写着：“崔雄昆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出现这样的标语，就表明这个人自杀身死了。崔雄昆是什么人，他原来是北大的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文革开始后，他又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因而成为聂元梓校文革的结合干部。当时北大分为两派：新北大公社派和井冈山派。前者是拥护崔的，后者是反崔的。当李赋宁看到这一消息后，就在院内悄悄地散布了这一消息。崔雄昆之死，是校文革的不幸，他们忌讳别人知道这一消息。当他们知道李赋宁散布了这一消息时，“黑帮大院”的监管人员，就狠狠地打了李赋宁的嘴巴，李马上鼻嘴出血。当李被打时，我就在李的身边，吓得心里咚咚的响。因为我也看到了这条标语，也散布了这条消息，只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3)陈守一、黄一然经常被打翻在地。
陈守一，老共产党员，法学界的老前辈，曾在中央政法干校做过副教务长。文革前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文革前夕，康生之妻曹轶欧曾找他写攻击北大党委发动文革的大字报，他拒绝了；不得已，曹轶欧才去找聂元梓。在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他曾一度脱党，这是早已弄清楚了的问题，而此时又被翻腾出来，被诬陷为叛徒。这两大罪状，特别是拒绝写大字报的罪状，更是被上纲为反毛泽东路线，当然是十恶不赦。我曾多次看见这位老革命家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地上翻滚，真是所谓“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最早的一次是在煤场，那是1966的文革初期；后来是在“黑帮大院”。
黄一然，老共产党员，曾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因而被诬陷为叛徒。在“黑帮大院”，那些监管人员对被诬陷为叛徒或特务的人格外残酷。我曾多次目击这两位老共产党员被毒打的情况。有一次，就在大院内，一个监管人员问黄一然：“黄一然，你是不是叛徒？”黄答：“我不是。”打手骂道：“混蛋，你不老实！”说着，一拳打下去，黄栽倒在地。打手喝道：“你别装死！”说着，就用脚踢，肋骨上踢。踢得黄一然发出声来。同样的情况，我还看见他们这样毒打陈守一。
(4)捉弄王瑶。
王瑶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研究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不知道是有人揭发王瑶劳动偷懒，还是监管人员故意捉弄王瑶。他们强迫王瑶手上拿一面锣，一个小槌子，走遍全院12间房子。每到一个房间就敲锣，同时向大家宣读写好的几句话：“我是王瑶，是中文系的，我干活偷懒，我是坏蛋，请大家不要学我。”
(5)唐子健跪石渣。
唐子健是物理系的讲师，他患有腿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在北大两派的斗争中，他支持井冈山一派的观点，这就为聂元梓校文革所不容，并把他抓到大院来进行批斗。别人被批斗时，是站着，或让弯腰站着。因为唐子健腿有毛病，不能站立，打手们就让他跪在地上。后来又从别的地方弄来一些石头渣子，勒令他跪在石渣子上批斗。
(6)被五花大绑、打得皮开肉绽的朱承立。
朱承立是西语系的年轻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风暴一来，他也被送进“黑帮大院”。他年轻气盛，受不了这里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我也记不起来他逃向何方。“黑帮大院”的打手们用了好几天的工夫，又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后，几个大汉手执皮带，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朱承立虽然疼痛难忍，但他并没示弱。打手们也无可奈何。
(7)朱光潜的吃饭之辱。
朱光潜当时是一位70岁的老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照理他应该是受人尊敬、有人侍奉、在家安度晚年的时候，可他也作为“黑帮”被揪出来。在“黑帮”的队伍里，是贱民，大家没有高、低、贵、贱、老、少之分。在吃饭的时候是依次排队的，而朱先生却排在后面，他饥肠辘辘，不自觉地走到了前面，被舔痔之徒向监管人员告发。晚上例会时，他们要整朱先生了。监管人员一声断喝：“朱光潜，出队列！”一位白发老人走出了队列。他立正地站着，监管人员问：“朱光潜，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朱光潜答：“没有。”监管人员问：“你吃饭为什么不排队？”朱光潜答：“我不是故意的。”监管人员：“明天写认罪书。”第二天晚上例会时，朱光潜在会上宣读了两首认罪诗，我只记得一首：“买饭排最后，饥肠似熬煎，谁叫你贪吃西红柿，谁叫你排队抢上前？”
(8)史梦兰因耳聋吃嘴巴。
史梦兰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是文革前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他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的。他和我同住一室，他耳朵不好使。有一天，一个监管人员呼叫：“史梦兰！”史梦兰没有听见。接着又是一声“史梦兰”的呼叫，史梦兰仍是没有听见。那人怒吼了，他跑过来对准史梦兰的脸，一连几个耳光，并叫骂：“老混蛋，你干什么吃的？”史梦兰被打得口鼻出血，一脸无奈。
(9)胡寿文、赵以炳被侮辱与被折磨。
胡寿文是1948年入党的党员，长期任北大生物系的总支书记。系总支书记，已经够上“走资派”的头衔，还曾经同他的爱人议论过当时的极左政策，于是走资派之外，又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是罪上加罪。因此，他成为监管人员求之不得的猎物。他们无事可干，就以打骂“黑帮”取乐。有一天中午，正烈日炎炎，有一个监管人员命令胡寿文张开双目，对准天上的烈日直视了半个小时，而他则在树阴下看笑话、取乐。这事我虽早知道，但并非我亲眼所见，后来我问老胡：“他用这个办法折磨你，动因何在？”老胡说：“没有什么动因，就是他们要侮辱我，他们要取乐。”最近我拜读了周一良先生的《自传》，看到监管人员曾经用同样的方法折磨他的夫人邓懿教授。还有一次，监管人员把胡寿文和赵以炳从狱房里叫出来。赵以炳是生物系的教授。监管人员要胡寿文和赵以炳“牛抵头”，就是要胡和赵两人的前额相抵，作“牛抵头”状。这样，两人都要各自半弓腰，以保持平衡。这种状态如果坚持三两分钟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恶的是，这些缺乏人性的家伙，竟让他们这样站了半夜，使他们两人疲惫不堪。
(10)李献之被打不计其数。
李献之，地球物理学系的教授，此时大概60多岁，他是大院挨打最多的人之一。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经常打他，现在也记不来了，也没有去问过他。我只记得他不断挨打。
(11)文重被打耳光。
文重，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化学系副系主任。按照“黑帮大院”的规定，晚上为学毛著时间。监管人员是不学毛著的，他们只是从毛著中寻找毛泽东骂敌人的话，用来骂他们监管的教授和干部。但他们却强制教授和干部们学毛著。有一天，一个监管人员走进房间，检查学习，他要文重背诵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这段话，文重背错了一个字，他便开口大骂，声音极高和粗暴，并动手打了文重几个耳光。我住在文重的隔壁，对打骂之声听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屋子里的人都非常紧张。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详细情况。
在“黑帮大院”，监管人员打人是经常的事，被打的人很多。他们打人也没有什么理由，有时只图一时痛快，有时也只因小事一桩。例如，你没有低头走路；或者你同另外的“黑帮”说了两句话被他们听见；或你耳朵有点毛病，没有听懂他们的话；或者你背诵毛语录不流畅；或者你背诵毛语录漏掉了一个字或两个字；或者他们根据某些不实之词强迫你承认；或者你忍受不了他们蛮不讲理的虐待而稍感不愉快；或者他们觉得你走路快了、慢了或者说你劳动磨洋工；或者说你学毛著不积极；或者根据汇报人的某些莫须有的汇报，都可以成为打你、骂你的起因。因为这都是35年以前的事，有些人我并不认识，上面的事例大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至于我没有看见的也不知有多少。那些不堪回首的事，真是罄竹难书，我这里说的只是挂一漏万。
选自《我在北大六十年》，陈哲夫著，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