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复古，实为创新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在文学实践上的具体体现，从盛唐文儒到韩愈，凡倡导写作古文者，实则都是在借古文的形式复兴儒家，从萧、李等人的刻板拟古到韩愈“辞必己出”，其背后逐渐显明的大趋势，是礼学的退场与心性论、道统观的提出。
自汉魏六朝以来，伴随着文学的发展，各种诗体、文体的功用也逐渐确定。如就骈文、散文之分，人们在议论、抒情时多用讲究排偶、声韵优美的骈文，叙事时则多用句式不拘的散文，其功用早已稳定。如传统唐初修史，史传部分皆用散体，篇尾的论赞部分则多用骈体。在文学史上，专门化、精细化的代价往往是形式主义，若六朝骈文，写得声韵优美、极尽华丽，形式上无可指摘，但就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而言，却往往极为贫瘠。在此背景下，唐代古文家们推崇写作古文，自然是受到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却是汉以前的古文才是真正承载了深刻内容思想的，能够“文以载道”；而到了魏晋以后，文体形式逐渐僭越了文本内容，不仅不能“明道”，反而沦为了浮华、无聊的文字游戏，使得人心越来越虚浮鄙薄。
从这个准则来看，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但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他们的创作规律的。如就韩愈而言，其传世318篇文章中，骈体居然就有62篇之多，占了总数19.5%左右，至于骈散夹杂的文本就更多了。由此可见，韩愈并不反对写骈文，反而对此道颇为精通，他所反对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割裂，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骈体能做到“文道合一”，他自然不会有所顾忌。
但总体来说，还是散文更加适合表达思想感情，故而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打破之前形成的许多问题规则，因地制宜、破体写作，按照内容的需要灵活选择适当的文体。譬如之前习惯使用骈体的碑志、赠序、颂文、祭文等体裁，到了韩愈手中则变化横生、妙用无穷。如其作《伯夷颂》，纯用散体创作，短小精悍却激昂峻拔，若以骈体出之，必然显得累赘；又如《祭十二郎文》，不拘泥格式，情至而文生，一气自然流露，写得满纸血泪、无限凄切，若处处斟酌句式，恐怕就难以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了。如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论：“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能根据文本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行文策略，这才是韩愈的高明之处。
石鼓七贤雕塑，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明永乐年间，衡阳知府重建书舍，为韩愈、张栻建祠，其后又加入朱熹、周敦颐、李宽、李士真、黄干，合称石鼓七贤
从另一方面看，骈文的写作倾向是精英化的，六朝至唐的各种辞赋，缺乏文学修养的普通人是很难读懂的。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就认为，佛教原典都是入韵可颂、朗朗上口的，鸠摩罗什入中国，翻译佛经之时要组织译场，对译文反复整理润色，但依旧不能尽如人意。到唐代禅宗兴起后，以日常白话写作的语录体、讲求韵律的偈颂日渐流行。如禅宗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达摩是老躁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粪汉”等名段，都是用日常语言表现复杂的宗教思想，就算不识字的百姓也能心有所感，自然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韩愈要排佛，自然也希望能从这个角度得到突破，这就导致他必然会选择更朗朗上口的形式进行写作，使得更多人能读懂他的思想。如《原道》的结尾，在谈到如何对待佛教时，韩愈说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让和尚还俗，焚烧佛经、佛寺，从内容上讲，显得情绪激烈，从形式上讲，三字句的节奏也可让人过目成诵，这无疑是更便于传播的。到了宋代，学者们便更加有意地使用这些便于传播的形式了，如朱熹写《朱子语类》，都是日常的大白话，几乎可以当古代的微博、朋友圈来看了。
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指的是韩愈勇于打破时文规范，重建了适合表达思想的文风，名为复古，实为创新；“道济天下之溺”则指他通过古文传达出的儒家思想能够医治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挽救天下之危亡。虽然韩愈并没能挽救大唐逐渐衰败的命运，但他的努力却启迪了之后的宋代学风，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