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清华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中的邮轮上合影
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问世，随即在全球风行一时，影响深远。年轻的柯林斯，亦因之暴得大名，俨然成为该领域的一线学者（2010年也确乎实至名归地膺选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及社会声誉，在国际学术界亦堪称明星。此后数十年，无论柯林斯如何特立独行，始终享有着相当高的“热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该书在大洋彼岸的影响力，迟迟未能很好地传入中土。迨至2018年，此书中译本终于在大陆印行，随即在学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美国学界的传奇人物，此公个性卓特、阅历丰富、成果丰瞻，于学术和社会均有独到见解，故其言论、行止每每颇受关注。其人不亏是此道高手，该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令一众同行难以比肩。柯林斯所论，基本是美国景象（同期的欧洲亦近之）。然而，严格说来，所谓“文凭社会”非止是西洋景，吾国亦并不逊色。
一
迷信文凭，以文凭分高下、以学历定去取，以文凭作为官员及专业人员的遴选标准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晚近之中国亦然。随着科举的废止，国内外新式大学的学历已成为一种“新科举”，继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于各行各业无孔不入。许多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完全可以凭着一纸文凭（甚至仅仅是留洋镀金的经历）而谋取要职、备受倚重、平步青云。自然，有受益者，必有受损者。与之相伴的，则是许多富有才学的人因为文凭问题而备受压抑、怀才难遇。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胡适，以虚构的博士文凭而谋得了北京大学本科教授职位，成为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的最年轻的红人，薪资高于许多名宿。当然，胡适绝非特例。此间，确实不少博士二十多岁就在北大担任教授（南方的南高师亦有此盛况）。他们居高声自远，备受礼遇，呼风唤雨。其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纸洋文凭。而没有文凭的梁漱溟，虽然才学过人，亦只能屈身为讲师，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时北大学风已大有改观，但多数学生仍重视文凭。真正完全求学问而不珍视文凭的，当然没有，但毕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谦之，强调读书为求学问，而非求文凭；因此他最后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空手离校，自然也就没有北大文凭。后来朱氏虽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之曲折远甚于同侪，足见他多少还是受到了他并不稀罕的“文凭”的强力压迫。
陶希圣（左一）
1922年从北大毕业的陶希圣，可谓青年才俊，然而在与海归派的竞争中仍吃尽苦头，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为此，他齿难忘。“留学生‘学成归国’，便跃入候补官员和教师的上层，叫那些没有力量和机会出国求学之国内学生‘瞠乎其后’。”在与留学生的比较与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吃尽苦头。陶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任教经历，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月薪八十元。而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归国者，月薪一百二十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欧美一般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牛津、剑桥、耶鲁、哈佛毕业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此非夸张，较之当时一般的薪资水平，如此待遇可谓优渥之至。当时与陶共事的有周鲠生、唐钺等欧美名校博士，收入均远高于陶，令其意气难平。
——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才缺乏，一般大学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许多人只要大学毕业，出国游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仅是访问研究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出任大学教授。”因此，可以说并非商务印书馆对陶本人有成见，而是风气使然、制度如此（按，唐曾任北大教授，赴商务印书馆任职数年后，又转任清华教授；陶一举成名后亦被礼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后又杀回北大任教授，算是与唐大致齐平了）。
此中遭遇绝非陶氏一人的经历，而是一代青年的普遍际遇。
1925年，萧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华任教，深得梁启超欣赏和提携，然亦只能屈居讲师教席。前此一年，年龄相仿的钱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华任教，年仅24岁，其起步于副教授，次年便升等为教授。同期，校内的海归派教师，如刘师舜、钱昌祚、叶企孙、陈达、陈岱孙、萨本栋等，亦只有区区二十余岁，但大都已是正教授。梁启超对这种过分拘泥于学历、迷信文凭的做法极为不满，于1923年公开批评道：“无论你多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的博士头衔，你们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时就得经教授团的通过。”
1932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
蒋复璁（1898年生）1925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通过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的援引进入清华任教（1924-1926），他感觉“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华大学的老师多为留学出身，而我只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在清华教了一年半……便转任北京大学预科”。后来，他又通过考试，赴德留学。此间，该校其他一些青年教师如桂质廷、林语堂、萧一山、汤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后，都渐次离校，大多数设法留洋。萧氏理离开清华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于1929年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并任院长，后又赴中央大学任教授，成为早期罕见的年纪轻轻便荣升教授的本土派学人之一。对本土派学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外放”至地方院校才能较容易获得高级教职，之后平调回名校（几乎都在学术中心），这也成为当时许多本土派学人跻身教授、出人头地的一种“终南捷径”。
——北方学人顾颉刚与林庚，也是在地方性高校的厦门大学较快地得到了晋升。至于蒋、萧的同代人郑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毕业后赴厦门大学任教并兼任图书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国学门作研究生。1924年，郑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后南下各地任职；1930年随蒋梦麟校长回北大，仍任讲师。如此职业旅程，实在算不上顺遂，较之同代的海归派学人确乎相去甚远。
总之，在当时，由于制度的障碍，大量助教、讲师晋升无望，只好骑驴找马、以学校当跳板，极力出国留学，日后归国迳任教授。即便早已贵为北大名流的刘半农，也被迫去国，在法国苦读数年，“要得这个臭博士”。在此间的北大清华，教师的“贫富悬殊”也极为醒目，校中不仅有许多处境艰难的讲师助教，也有一众少年得志的稚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