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本来是想烂在肚子里的，老大年纪的人，再说出自己当知青时蹭车的经历，还真有点儿不好意思。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也怕把这些蹭车的招术传播出去，被人作了蹭车指南、攻略什么的，岂不有教唆之嫌。但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把这些旧事写出来，因为这是曾经亲历过的真实的历史。
我到内蒙古兵团以后就基本上依靠自己生活了。到内蒙古兵团以后前三年实行的是供给制，三年以后一直到1976年离开时叫“供给制改革”。
所谓“供给制改革”的根本意图就是不能将知青们转为农工，更直白一点儿说就是不能让知青享受国营农场农工的工资待遇。因为国营农场农工最低级别一级工的基本工资也得30多元，我们所在的地区是11类地区，加上地区补助，那就得40多元。
而将供给制标准的钱发到知青手中，每个月才28.5元，女知青比男知青多发5角，叫卫生费。所以那时我们内蒙古兵团知青发到手的收入，实际等于基本工资才20元左右。
当然有些插队知青比我们还苦，最苦的干一年活儿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全靠家里接济维持生活。那些年月，全国职工10几年都没有调整过工资，大家过得都是苦日子。
十年浩劫，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搞极左的政治家运动群众、折腾群众，最后造成的经济崩溃还得老百姓买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牛马一样的劳作，到头来还是囊中羞涩。
所以，那时候知青们蹭车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连女知青都蹭车，而且谁也不会为蹭车有什么道德上的内疚和自责。后来，毛主席给李庆林的回信“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传达以后，知青们就更把蹭车列入自己先行“统筹解决”的选项，蹭车的队伍就更加扩大了。
1.出师不利
在到内蒙古兵团头几年我没有蹭过车，那时候都是军事化管理，有纪律约束，还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出了问题严重了是要受处分的。
我第一次蹭车好像是1973年10月，是我在北京处理完家父病故的事返回内蒙古。记得那一次是坐得是从北京到银川的绿皮直快客车，还是与其他几个同一连队的北京知青一起同行。那时我的经济状况确实很拮据，因为我请的是事假，车费要自理。我想试试能不能省点儿钱，于是就买了一张北京到呼和浩特的票，实际是到临河下车，等于是买短途票乘长途车，如果成功可以省下六七块钱。记得列车开过呼和浩特以后，开始查票。一个查票的乘警只是面对面看了我一眼，而我自己心虚，目光立刻就低了下来，不敢与乘警对视。稍微有一点儿不自信，乘警一眼就看出了名堂，马上就把我的票要过去，结果是补票没商量，还白搭上补票费。偷鸡不成，倒蚀了一把米。
出师不利，深刻反醒，总结出的第一条经验就是：蹭车首要的基本功是心理要强大。如果真想蹭车，并且想成功，第一步就是要过心理关。那就是没买票的也要和有票的一样心态自然，甚至比有票的还要镇定自若，要不乘警看你一眼就得露馅儿。这是蹭车这个行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一条做不到，那你基本就没有资格蹭车。
2，蹭车也是学问
知青们把蹭车这件事是当作技能和手艺来研究的。说起来，知青们经常研究、切磋的“正事”，第一件是怎样弄虚作假办病退，第二件便是怎样蹭车，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有道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在火车上查票的列车长、乘警和列车员们，天天干这个工作，个个都是火眼金睛，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他们已经把所有可能逃票的招数都想到了、堵住了，知青们想要蹭车得手，必须采用猎手们没有想到或做不到的招数才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道之间，此消彼长，除了心理要坚强，还必须要有智慧。所以蹭车就是狐狸与猎手的博弈，是知青们与列车长、乘警、列车员们斗智的过程，没点儿超水平的智慧和一定的经验积累，还真不容易得手。况且知青们还都是乳臭未干、涉世不深的“小狐狸”，而猎手们往往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从实力对比上说，差得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小狐狸”们要想蹭车，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要设法调动集体的智慧。大家经常交流蹭车的心得体会，研究和切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键是要总结出猎手们规律性的疏忽和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下手。同时还要通过一次次的实践检验，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历练、提高，方能在与猎手的搏弈中取得胜算。
“小狐狸”们的机会在于“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列车长，乘警和列车员们再经验丰富、再火眼金睛，也不可能永远不停的查票。查票时最少也要四到五个人，把一个车厢的乘客挨个儿都查一遍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有提前知道查票并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的可能性。列车长，乘警和列车员们有例行的工作安排，查票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刚出始发站时不会马上查票，至少要等车开出一段时间、把工作都安排好了才会查票。长途车也不可能总是查票，一般一个旅程查个两三次就算多的了。有时从临河到北京，20多个小时的旅程就查一次票，夜间也很少查票。摸索出规律，就找这样的时段空隙乘车，并在预感要查票时提前下车换乘别的车次，这才是蹭车的最高境界，成功率也相对比较高。
“小狐狸”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知青们精力旺盛，眼观四处，耳听八方，一点儿机灵劲儿还是有的。尤其是知青们经常结伴而行，互相还能有个照应。蹭车的知青们看上去不动声色，但眼睛和耳朵可都没闲着，神经更是高度警觉。瞅机会就得在车厢里走动、侦察一下，尤其是重点关注列车长和乘警的动向，在预感快要查票的时间段更是一点儿不敢懈怠。站在车厢里或坐在座位上，眼睛也要经常瞄一下车厢的两个出入口。通常火车上查票都是先将车箱两头一堵，并将厕所门看住。等你从厕所出来，列车员肯定追着你检票。
如果两个人用一张票，票放在哪里，人怎么走开，都有套路。注意观察，适当走动，侦察前后车厢是否开始查票。如有查票，一个人就要尽快走到未查票的车厢，但上衣要挂在原车厢座位靠窗的挂钩上。等列车工作人员在别的车厢找你查票时，你就说自己的车票没带在身上，放在另一车厢座位挂钩上的衣服兜儿里，其实同伴在查完票后会将车票按照事先约定放在你衣服上面的兜儿里。这样就是列车员跟着你回到原车厢查票也有可能过关。
还有一种蹭车的套路是寄票，也是两个人用一张票，这只适合长途旅行，车票有效期长的才行。比如北京到上海，那时候车票的有效期是5天。但北京到上海的平信四天就能寄到，这就给知青们蹭车提供了可乘之机。头一个人先到上海，买车票要买到上海下一站杭州的通票，但人在上海出站。未到终点站出站，就是中转下车，出站时只在票上剪口，不撕票。票上剪口不怕，一撕就不能用了。持票人在上海出站后马上在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将车票立即寄回，当时一张邮票的成本是8分钱，一般四天就能到北京。第二个人随时整装待发，待收到寄来的票后，马上买一张站台票或北京到天津的短途车票上车，出了天津以后就用上海寄回的票坐车，票依然是在有效期之内，就是只能算中转乘车，没有座位号。我没用过这个方法，但介绍过给别的朋友，他们曾经这样干过并且成功了。
蹭车还有一个要领是需要记住经过的车站站名，万一被捉住，也要想办法说自己是在前一个补票额度小的车站上的车，这样能减少补票的支出。
蹭车难免被抓住，有时是要求你补票，有时是被轰下车。最严重的是被扣在车站做工，抵扣车票钱。其实被捉住就自认倒霉，被轰下去最好，可以再上下一趟车。该补票时就得补票，但最忌跟人家争执，越争执越吃亏。我们连队有一个浙江知青就因为蹭车被扣住了，但是这哥们儿非跟人家掰扯，讲知青蹭车如何有理，你一个蹭车的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把人家掰扯烦了，最后被扣在了卓资山火车站。你没钱就让你干活儿，用劳动偿还车票钱，还打电话到我们连队，让连队去领人，回来挨批评，闹得动静挺大。
另外，对经常乘坐的车次，知青们也会摸索出查票时间的规律，比如知青们探亲经常乘坐的43次从兰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和从银川发车到北京的直快列车，一般来说过呼和浩特以后查票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呼市上下换乘的人多。所以若蹭这两趟车，从临河上车，坐到呼和浩特就要下车，然后再换乘一趟呼和浩特始发到北京的列车，这样就是万一被抓住了，补票也最多也是从呼和浩特补，不会往前计算。
至于出站，有的小站沿着铁轨就能走出去，有的大站比如北京站就要随机应变了。有时可以沿着铁轨走到建国门出站，有时是从北京站西南侧的工作人员出口出站，若是人多的话也有从旅客出站口直接混出去的，这样风险较大。还有就是两个人一张票，先出去一个，再买接人站台票返回站内接另一人出站。
其实那时候知青蹭车是很普遍的事，连女知青们也一样蹭车。我写的《漫游西北》一文在微信公号“新三届”发出以后，被朋友转到原北京某知名女校一个班的微信群里。一个当年在吉林插队的女同学在回复中说，她们到吉林白城子插队第一年的秋天，也是扒火车回的北京。那时必须有省一级的介绍信才能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所以他们四个女知青，只能每人买了一站的短途火车票就上了车。过山海关时查票，把很多扒车的知青都赶到了餐车。四个女知青大声地念毛主席语录，结果列车长说她们态度好，让她们在天津下车。但她们一直坚持坐到了北京，下车后沿着铁道一直走到建国门才出站。四个北京名校女生用念毛主席语录的方法对付列车长，也算有点儿创意。不管用什么招儿，能蹭车得手就是好招儿。其实我看她们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女知青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女知青更容易让人同情，所以列车长才会对她们网开一面。
3.在实践中历练
我第二次蹭车是我和同一连队的北京知青小周一起回北京探亲。当时两人商量好，只买一张车票，如果成功，就到前门烤鸭店吃一次烤鸭。因为事前做足了功课，那一次运气也很好，没有费什么事，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利用知青们研究出来的办法，躲过了查票。从北京站出站，本来说好是我凭票出去后再买接人站台票进站接他出站，但小周没等我接，自己就混出来了。他还觉得自己挺牛，很有成就感，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蹭车成功。
后来过了几天，我们俩人带着成功的喜悦，相约来到北京前门烤鸭店。当时烤鸭是8元钱一只，我们要了半只，尝尝就行了。刚回到北京，我们也不敢吃大鱼大肉，那时买什么都得凭票供应，老百姓家里也不可能有大鱼大肉。平时吃窝头咸菜的命，一下子吃得太油腻，肯定会拉肚子。曾经有知青朋友请客吃烤鸭，两个人点了一只烤鸭，结果平日里都是清汤寡水的胃不争气，第二天顺着屁股流油。记得按常规吃烤鸭应该以烧饼做主食，但我们要的是米饭，由于从事重体力劳动，那时我们的饭量都很大。
还有那时候我们从连队到兵团一师师部医院看病，要先从连队坐马车到团部，再从团部乘长途汽车到杭锦后旗，再转乘汽车到临河，然后再从临河坐一站火车到巴颜高勒市（磴口县），折腾个一个够才能到一师医院。乘火车票价是一元钱，其实因公或看病外出买火车票是可以报销的，但我们坐火车经常都不买票。当时，这两个火车站都是县城车站，站台小，客车车身长。列车停车时除了中间几节车厢停靠在站台上，好多车厢都在站外，上下车就在铁路路基上。车站上工作人员也没几个人，随便走过去就上火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下一站，下车更是抬脚就走。要是人多，成群结队的，胆子就更大了。
有了第一次成功，后来我还有多次蹭车的经历，慢慢的也有了经验，有一次与原四团二连一个在哈尔滨测绘学校上学的知青战友一起去了一次哈尔滨，去的时候是用他们工农兵学员学生证买的半价票。从哈尔滨回北京是一路蹭车回来的，记得路过天津时是个晚上，我想到天津去看看朋友。出站时走了老远还是有围墙，后来看到靠墙有个电线杆子，我看周边没有人，就从电线杆子爬了上去，翻墙而过出了站。
最得意的蹭车经历还是1975年夏天，我与同一个连队的北京知青小李一起，先乘四团机运连的汽车到海渤湾，然后一路西行。中间还与盲流们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扒货车、守车，一直跑到了兰州。后来我自己一人又返回了临河，而小李则从兰州经西安到了石家庄。这段故事，我在《漫游西北》一文中已经说过了。
4.理解万岁
1976年3月，我办完所有病退手续，最后一次从内蒙古返回北京。全部行李都办了托运，能托人带的委托别人带，只留下一个书包，里面是毛巾、喝水杯和牙刷等。
在在内蒙古兵团7年多，回家时两手空空，孑然一身。临离开内蒙古前，一个本地职工看上了我平日里不怎么穿的兵团大衣。我以前修理汽车、开拖拉机时有劳保发的光板羊毛袄，所以兵团发的大衣没怎么穿过，还是崭新的。最后一咬牙，卖了20元成交，布票就等于白扔了。积攒下来的一些内蒙当地粮票，想到团里换成全国粮票也没办成，到北京也用不了，索性也托人到杭锦后旗黑市卖了几个钱。加上当月的工资，返京预支的火车票钱，卖光当光，最后全部个人货币财产也没有超过100元。关键是回到北京后，还要待业，找工作，维持生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回北京乘火车将近20元的车票钱我无论如何都要省下来。
我手里留下少量的钱以备万一，上衣兜里再放几元钱，以备零用。身上只背一个挎包，先是从临河坐上了银川到北京的直快客车。过去多次坐过此次列车，对此车查票的规律也掌握，一般是过了呼和浩特市就会查票。按常规的套路，在呼和浩特市要先下车，然后换一个从呼市始发到北京的列车。但上车后我又改了主意，在此之前，只是听说过钻到座椅下逃票的办法，但从没有使用过，既然别人曾经成功，我也想试一试这种办法。虽然有点儿冒险，但我一个内蒙古户口已销，北京户口未上的“黑人”，就是逮住我，连遣送都找不到地方，能把我如何？最坏的结果不就是补票吗。至于面子上不太好看，我一落魄的知识青年，回到北京后连“知识”都给没收了，改名叫待业青年了，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尊钻它一回，也算是把蹭车的招数都体验一遍。早到家，早安生，所以我决定先不下车，冒险搏一回。
列车过了呼和浩特，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查票的列车员把车厢两头儿一堵，列车长和乘警们从一边向另一边挨着查票。那时年轻，身手敏捷，我立刻放下身段，屈尊从旅客腿边钻进了座椅下面。其他乘客们一看我就知道是知青，都很理解，也都装作未看见。等查票人员走了，离开此车厢后，一个坐在座位上的中年男人还小声叫我：“小伙子，出来吧，查票的走了。”等我从座椅底下爬出来，他还很友善地说：“是知青吧，不容易！”
多好的革命群众啊，我真的感到“理解万岁”。偶然相遇，素昧平生，也无人诱导，只因看出了我的知青身份，人们就颠覆了自己心中的是非对错，包庇、掩护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逃票行为。那些长者、同龄人凭什么掩护我而不告发，我想，凭得就是我那张知青脸，凭得是人民群众对知青境遇的同情。
看到革命群众像抗日战争时期堡垒户掩护八路军一样掩护我，顿时让我感到这悲凉的世界一下就美好了许多。
一路顺利，但到北京还有出站这一关，所以我必须见好就收，保住胜利果实。车行一夜，第二天上午10点多，火车到了八达岭，站名叫青龙桥站。这是京包铁路（过去叫京张铁路）很著名的车站，站里有詹天佑的铜像，一般列车都在此站加挂火车头，好通过那条同样著名的之字型铁路。客车在此站停车的时间也稍微长一些。旅客们一般会下车透透风，看看景。我抓住这短暂的停车机会，也像其他人一样散散步，然后很从容地走出了青龙桥火车站。
蹭车和出站都出乎意料的顺利，让我也有了一点儿“成就感”。反正脚下已是北京地界了，趁着高兴，我也没有先急着回家。平日里若想到长城游玩还得花钱坐老远的车，现在既然到了长城脚下，何不登高一游。我索性直接就上了长城，那时候长城连门票都不要，初春气候还冷，游览的人也不多。我登高远望，看长城巍峨、雄关苍凉、山川壮美，心旷神怡。草木虽还未绿，但春天就要来临，归来已不再是少年，但我总算是回到了北京，尽管后来的日子还有诸多未知的艰辛，但蹭车一路顺风毕竟是个好兆头。
三月的长城还挺冷的，但我却全不觉得凉，在长城上尽兴游览。
直到下午，我才从长城下来。找到45路长途汽车站，花1.2元钱买了一张到马甸的汽车票，然后再花一毛钱乘市内公共汽车，顺利回到了家中。
5.金盆洗手
1978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的母亲也去世了。记得大学一年级的寒假我选择了外出，本不想走很远，结果最后跑到了浙江。偶尔“恶习不改”，也还要蹭一下车，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蹭，只是有机会顺便蹭一点儿。记得我先到了石家庄，到兵团战友小李家住了一天。后经德州转到津浦铁路，先到南京，再到镇江，在镇江去焦山、金山寺等景点旅游后，我找了一家旅社住宿。因为是春节，大年初一，基本上没有人住旅店，整个旅店只有一个值班的中年妇女，还有我一个旅客。
春节本应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我一个孤魂野鬼却选择外出漫游，也确实让人感到不太正常。关键是在石家庄时小李送给了我一把钳子，我放在手提包里。估计是女服务员收拾房间时发现了，打了小报告。晚上回来后，当时我正坐在床上给同学写信，想让同学帮我向学校请几天假，因临时决定到南方一游，要晚回去几天。
这时有两个便衣警察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二话不说先站到我的身后，如临大敌，估计是怕我带有凶器。后来两个警察把我盘查好半天，人家是把我当成流窜作案、无家可归的逃犯了。最后我拿出证件，甚至连我写了一半的私信都让警察看了，费了不少口舌才解释清楚。看我是个良民，还是个大学生，警察也觉得一开始有点儿过了，临走时还说了一些慰问的话，女服务员对我的态度也热情了很多。
后来，我又到了苏州、上海、浙江，在上海和浙江都有知青战友们接待我，也算是又一次漫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少量蹭车的行为。从这以后，我觉得自己已是大学生了，蹭车这样的事情确实不能再做了。而且国家拨乱返正，各方面工作逐步纳入正轨，铁路上管理也更加规范、严格。于是，我就彻底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从良了。
2022-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