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资料照。(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我于2010年逃离了学术界，原因是我发现学术环境脱离了正常轨道，变得越来越诡异了。而从那时起直至当下，形势趋恶有增无减。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充斥着越来越多愚蠢荒诞的论调。
兹举一例。2021年，学术期刊《亚利桑那法律评论》（Arizona Law Review）的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一些）宪政原旨主义者憎恨美国？”（Why Do(Some) Originalists Hate America?）的文章（pdf），声称宪政原旨主义者按照宪法本来面目和本质目标来解释宪法，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憎恨美国！”与其他宪政原旨主义者一样，我也有幸名列其中，受到批判。
论文作者是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法律学教授安德鲁‧科普尔曼（Andrew Koppelman）。我与他素未谋面，从无交集。据我所知，或许他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挑衅者，然而他在其它方面未必不堪，甚或出色也未可知。他出生在纽约州的尼亚克（Nyack）市，我曾在那里度过美好的高中时光。也许基于这个事实，我对于他的好感更甚于他对我的看法。
科普尔曼宣称宪法“原旨主义者”正在遵循一种全新的、激进的方法。他认为，宪政原旨主义者是想把宪法作为人质，从普通人知之甚少、发霉过时的旧书中找出字句来为自己的观点开路护航。然后他正确地指出，许多宪政原旨主义者认为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已经超出了宪法规定，应该考虑削减。
他总结称，如果宪政原旨主义者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我们国家的政体，那么这些人一定是从骨子里憎恨美国！
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独立研究所（Colorado’s Independence Institute）的主任戴夫‧科佩尔（Dave Kopel）教授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也有幸得到了科普尔曼论文的点名批评。几天前，科佩尔教授也专门刊发了一篇题为“宪政原旨主义者并不‘憎恨美国’”（Originalists Don’t“Hate America”）的文章，以回应科普尔曼。科佩尔的文章指出，宪政原旨主义者采用的资料来源一点也不晦涩难懂。他进一步指出，主张改进政府并监督政府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这与爱国完全一致。
以下几点是我对宪政原旨主义相关论点的专门阐释，以飨《大纪元时报》广大读者。
宪政原旨主义是理解一切法律之本
宪政原旨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大体一致的框架内，理解和应用宪法的方式亦应适应于其它一切法律文本。具体而言，我们解释和对待宪法，应该基于其原始含义或原始理解。如果法官为了讨好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可以随意运用全新的“解释理论”来重写宪法，那么宪法就不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那些对“宪政原旨主义”怀有敌意的人知道这个标签是新的，因为正是他们编造了这个标签。然而我们出于行文方便还是采用了这个标签。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认为“宪政原旨主义”这个理念本身也是新的。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我们应该根据“立法者的本意”（intent of makers，原文如此）解读法律文本，这个规则已经存在了至少500年，可能甚至更久。由制宪者制定的宪法就是这样解释的。在随后的150年里，美国各级法官和律师几乎普遍以这种方式解读各种法律，尽管他们这么做是基于不同的立场，因为法律本身并不是一门讲究精确的科学。
时至今日，原旨主义仍然是几乎所有法律文本的解读规则。除了某些文件的性质略有不同之外，原旨主义仍然是解读合同、法规和州级法律的标准方法。律师和法官们通常会寻求各种证据，证明文件的有关各方应如何理解这些法律。为了补充证据，他们采用被外界称为“推定规则”（rules of construction）的准则来推断有关各方的可能理解。
对于除美国宪法之外的几乎每一种法律文件，采用原旨主义来解读都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然而“问题”在于，当人们把原旨主义应用于宪法解读时，主导法律精英的“进步主义者”往往就不高兴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发明了新的解释方法，以获取他们想要的结果。
“进步主义者”肆意歪曲宪法
在整个20世纪，“进步主义者”法官和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宪法的内容不够好。他们认为这份文件太受欢迎了，无法大肆攻击；相反，他们着手“重新解释这部宪法以适应现代社会”。
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大纪元时报》发文多次解释的那样，最高法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重写了宪法的几个部分。法院将一个拥有重要但有限权力的联邦政府转变为一个拥有几乎无限权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最高法院改写了其它条款，迫使各州遵守自由派提出的社会各种优先事项。
与法院的各种创新齐头并进的是法律教育的变化。曾几何时，大多数法律学生都在资深律师的办公室里接受实践培训。然而，在20世纪，法学院——特别是那些附属于大学的法学院——几乎垄断了法律教育。教授宪法的大多数教授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左倾思维。此外，大多数法律学生缺乏法律实践经验，因此无法通过实践获得解释法律文件的有益观点。
许多法律教授与现实世界脱节，他们把对宪法的传统理解嘲笑为“法律形式主义”。他们把一些传统的法律理解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转而采用一些激进做法，例如，让学生阅读省略了复杂晦涩段落的最高法院案件简易版本。
被誉为我们国家史上最伟大首席大法官之一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755—1835）关于最高法院的真知灼见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这种不公待遇。整整一代的未来律师和未来法学教授从未了解过马歇尔大法官是如何依赖传统的法律来源的，也根本不关心这些来源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闻过马歇尔关于国会在必要和适当条款下的权力限制方面的重要见解。他们也没有了解到，其实马歇尔本人多次强调，卫生政策严格来说是一个州内事务，而不需要联邦插手。
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学生们从课堂上获得的信息却是，马歇尔就是秉承自由主义思维的激进法官，只会通过编造谎言来决定宪法纠纷（pdf）。
宪政原旨主义的复兴
长期以来，一些坚持学术独立的学者对“进步主义者”对宪法修改现象提出严重质疑。在20世纪末，这些独立学者开始密集地发表关于宪法实际意义方面的论文。他们经常查阅参考传统的宪法史料，这些史料其实那些“进步主义”学者也经常查阅，但却有意选择性忽视。这些典型史料包括开国先贤们的著作和小册子、18世纪的法律书籍和其它受开国先贤们欢迎的著作、早期的州宪法、州立法机构和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大陆和联邦议会的会议记录，以及1787—1790年关于宪法本质的辩论等（pdf）。
当宪政原旨主义观点通过学术期刊和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并逐渐深入人心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变得惊恐不安。他们惊呼，这是对他们所构建的宪法神话的正面攻击！许多人根本不清楚原旨主义所使用的史料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科普尔曼和其他批评人士认为原旨主义是新近冒出来的，采用的证据也是模糊不清的。
宪政原旨主义者遭遇的诸多尴尬
如果你是一个法律教授，坚持宪政原旨主义观点并不会令你的职业发展顺风顺水，而是困难重重。在大多数法学院的团队中，你将会被当作一个异类。如今的学术期刊大多是“觉醒”（woke）一派，除非你与编辑团队具有特殊的关系，否则很难在任何“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宪政原旨主义方面的学术成果。我本人就深受其害。我的文稿一次又一次地被顶级期刊拒绝，没有任何解释。后来我才发现，这些期刊认为我的工作够分量，恐会引发更多的效仿和反驳。
这些坚持“进步主义”观点的学界人士一向认为自己在性别观和种族观方面政治正确，占据道德高点，他们的学术研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术大联盟的法眼。与之相对的是，宪政原旨主义学者却受到学术界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
捍卫宪政原旨主义缘于关爱
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宪政原旨主义者仍然坚守我们的思想阵地。就我本人和我认识的宪政原旨主义者而言，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热爱。
首先，我们热爱知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学习新东西。我们拒绝写拍马屁的八股文章，而这正是目前“学术界”的例行做法。我自己按照合理的方式自由地探索宪法意义，从而发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美妙见解方向。
我们热爱自由和公平，致力于促进人类的蓬勃发展。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按照法律制定者的本意解读法律是法治的核心，而法治也反过来促进这些价值观的传播。
我们遵循宪法背后的主要原则：自由、共和、公共信任、权力下放和有效政府等。此外，我们还钦佩制宪者当初如何巧妙地平衡这些原则。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宪法修正案都加深了这些原则的应用。
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关心国家的未来发展。诚然，一些学者可能会安于现状，乐见这样的状况：联邦官员无视地方和个人的优先权，助长依赖性，不顾后果地鼓励消费花费，无视法治，一边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力，一边却要摆脱同一部宪法对他们的权力限制。然而正如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喜欢这种状况。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就像大多数宪政原旨主义者一样，深深地热爱美国。
作者简介：
罗伯特‧纳特森（Robert G. Natelson）是位于丹佛的科罗拉多独立研究所（Colorado’s Independence Institute）宪法法学高级研究员，曾任宪法学教授和宪法历史学家。他著有《原始宪法：宪法的实际内容和含义》（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第三版，2015）一书。
原文：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ts Love Americ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