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初，早上六点刚过，黄良便从工地宿舍走了出来。如果是住宅小区，工地算是大的，可这只是一个九层高的办公楼。工地宿舍是一排彩钢房，上下两层楼，一共十个房间出头。每个宿舍可以住四个人。工地外有三个并排的彩钢房，充当办公室。
也许是周围楼宇影响了地块风向，办公室彩钢房外表面总罩着一层灰土，宿舍反倒没有。初春的晨风颇有些手劲，掀着黄良的羽绒服下摆。他忙裹紧了一些，顺便摸了一下口袋，手套在里面。
黄良走到工地食堂，从肩膀上放下灰突突的背包。他需要在背包里装上一桶大约两升的水，两个馒头。这些都是一上午要喝要吃的。还要放一个空桶，实在憋不住时用来装尿。在一年多之前刚上塔吊时，有过几次憋不住，半路停车爬下来。后来也学聪明了，要么不喝水，要么带个桶。并不是所有工人都会如此操作，不少工人会在塔吊屁股处、半人高的配重块旁放一个铁皮桶，满了就用脚小心踢翻，高空洒下。可黄良太爱干净了，说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会把1L那么大的塑料可乐瓶背上去，用过后再背下来。
背着包的黄良一猫腰，让过斜着的横梁，再抬起腿，跨过横着的钢架。前面是一个黄色的小梯子。接下来十多分钟里，他要徒手爬上四十多米相当于十一层楼高的塔吊，大概有十五六个标准节。这对塔吊司机来说算是很矮的。塔吊顶有一间两平米左右见方的操作舱，这将是黄良接下来至少五个小时要待着的空间。
远处的太阳一点点升起来。钻进操作舱里的黄良习惯性地眯了眯眼睛，抬手把前面窗口上的半透明深色遮阳板放了下来。又是个晴天。他有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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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中旬，黄良来到工地。第三天，这个城市再次迎来了降雪，相比起上一次的暴雪，这次雪小得颇为羞涩。雪是夜里悄悄下的。黄良走到塔吊下时，身后只有自己的一串脚印。
爬到二楼的高度时，黄良又折身下来。因为有雪，棉线手套很容易变潮，会不安全。当然在操作舱不戴手套也可以，但很快手就会被冻僵。别的塔吊都有“小太阳”取暖，因为来得晚，黄良的塔吊上那个“小太阳”坏了，还没修。
黄良去找管库房的大姐。大姐正手里握着馒头，嘴里嚼着炒土豆丝。听到黄良说要领一副橡胶手套，半开玩笑地说：“小伙子可懂得心疼自己了。”黄良闷闷的，不吭声。大姐已经探着屁股半起身了，看到黄良不搭话，屁股又贴回了凳子上：“怎么，开个玩笑你还不高兴？我这正吃着早饭，你等会再来。”
旁边一个四十岁出头的钢筋工插嘴：“他还是小孩子，哪里是你想的那样。他就是不爱说话，来了三天了，我都不知道他叫啥。”听到这话，大姐又抬起眼睛打量黄良，撇了撇嘴：“小伙子长得这么帅，个子不高也就算了，嘴还这么笨。等我吃完吧！”
黄良还是不吭声，站在库房大姐身后，自顾自玩手机。大姐吃了几口饭，啪地放下筷子：“烦死了，就一个破手套，跟讨债的一样。”又把钥匙递给旁边的钢筋工：“你去帮他取。”“那我也要一副手套。”大姐没吭声，钢筋工扒拉两口饭，抹了抹嘴，对黄良一挥手：“走！”
1998年出生的黄良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喜欢说话。2019年从部队复员前，他曾因为话少当过一段时间勤务兵，同样因为话太少只当了五个月，就重新回到普通战士。别人问他是不是知道些啥，才会被踢出来。黄良也不吭声。
黄良的“哑”不仅是不爱说话，而且脸很冷。只有一位志愿兵大哥兼老乡跟他关系不错，两个人都喜欢喂营区旁边的流浪猫。黄良到了工地还保留这个习惯。野猫这种生物很奇特，你不示好，猫也不主动。黄良用剩饭菜喂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一天半夜一只白色小猫溜进宿舍，一声不吭地跳上黄良的床、钻进被子。第二天一早没到六点，起来上厕所的工友看到野猫，大叫：“哑巴，怎么把它弄进来了！有虱子！”从那天起，黄良便被大家称为哑巴。
黄良比别的工友晚一个月进入的工地。前期需要的是打地基、挖坑、运土。他一个塔吊司机，又是按天算钱。通常工地都会等到地基罩面已经打好，运土车没有路可以盘旋着来回穿梭，塔吊才开始登场。
黄良也是临时被叫来顶替的。之前那个女塔吊司机跟老公一起离开工地，还在家打算重新开大货的黄良便被家里怂恿着来到工地。黄良的大姐说：“你开车，爹妈都不放心。”因为那个战友兼老乡开大货，肇事了。老乡人没事，但把黄良家吓坏了，黄良还没结婚，黄家的烟火还没有延续。
2020年考塔吊操作证，并不是黄良自己做的决定。黄良这辈子做过最大的决定是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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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里有族谱，到他这一辈排的是“人”字，而且是排在名字末尾。黄良原本的名字是“黄良人”，大姐是“黄怡人”，二姐是“黄敬人”。父母外出务工后，瘦弱书生一般的黄良上高中，被高大胖壮的孩子欺负，说电视剧里“什么人”都是嫔妃的封号，他的两个姐姐命中注定是做小妾的，他是做太监的。黄良一怒之下，随手捡了砖头把对方砸成脑震荡住进医院。父母急三火四地回来，让黄良去道歉，黄良梗着脖子不肯，还学电视剧绝食。等父母无奈回去继续打工，姐弟三人在黄良的撺掇下，拿着户口本改了名字，把名字里的“人”字去掉了。等到春节，父亲才知道这件事，大骂黄良大逆不道，气得大病一场。次年，黄良没考上大学，应召入伍。
农村是信这些的。当黄良变得沉默后，乡亲说是他改了名字，坏了自己的命。黄良愈发懒得争辨这些，他自己是不信的。所以退伍回家后，黄良要面对这些着实苦闷了一段时间。幸好在部队里学到开车技术，让他找到了一份开大货的工作。但不是运输货物，而是活物，牛。
运牛很脏很臭很慢。运牛的货车通常是十八米左右、箱体有六到八的车轮的大车。而且车厢多是双层，上下都可以站着牛。运猪运牛的货车是开放的，一直到数九寒天才会封闭车厢。最主要的原因是气味大。就算是封闭，也会留一个半米见方的透气口，是给牛的，也是给人的。不然一打开厢门，能把人熏一个跟头。
运送活物的车也开不上速，活物有各自的重心，会轻微摇摆。如果开得太快，这种超长的货车会不稳，容易出事。开得慢的另一个原因是，要时不时停下来检查和喂食。黄良刚开始没经验。八月，盛夏，他心里急，一口气跑了四个小时。到目的地检查，发现一头牛已经躺下，穿过牛鼻子的牵引绳薅着牛的脑袋无法着地，摇来晃去，样子很惨。两旁的牛也紧躲着。黄良哪见过这样的场景，以为牛得了病，半路挂了。后来才知道，牛也会中暑和低血糖。那一次运送的不是肉牛，黄良赔了两千块钱。
更遭罪的是洗车。因为猪牛这样的活物一路上都要吃要喝，还会拉尿。到了地点，车厢是一定要冲洗的。其实无论如何冲洗，车厢永远都是刺鼻的臭味。就算用水来冲洗，基本上也没什么用。距离两三米都能闻到。而且车板上会留下黏糊糊的动物的口水、尿液、粪便。
对于黄良来说，他最喜欢运的是牛。牛让他安心。每次上车时，牛都很乖很安静，不像猪会吭吭唧唧拱来拱去，还时常发脾气，遇到调皮捣蛋的猪还会拱出来，跑到别处。而给添草料和水时，牛总会用头碰碰黄良的手，似乎在表示感谢。黄良的心里好舒服，不需要说话也可以得到回应，让他没有像别的司机一样干不到一年就因为麻烦辛苦又很臭而辞职。
但入冬后，运牛的工作会少很多。黄良花了500块钱学开塔吊。考试并不难，包括理论和实操，前后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操作证。后来黄良才知道，如果工地上没有安全检查，连操作证都不需要看。加上塔吊的工作基本都是熟人介绍，毕竟属于特殊工种，有些危险，有熟人做了无形的担保，才好找工作。不然出了点问题，塔吊司机就消失逃跑，那工地和工头要担责任了。有了熟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躲不到天涯海角。
第一次开塔吊，黄良就被工头称为天生就是开塔吊的料。黄良很少被人如此夸奖。在之前考证实操时，有一个足足比他高一头的小伙子，看到要爬上十米高的考试用塔吊，吓得腿软。求黄良帮帮他，他可以出钱。黄良见他真的吓坏了，挤出一句：“爬的时候别往下看。”这句话在小伙子听来更像是嘲笑，居然反唇相讥，扔下一句：“大不了老子不考了！”
黄良给小伙子的建议是真心的。每次爬塔吊，一边抬腿蹬上下一级梯子，一边把手伸向更高处，他在心里对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人在路上就要认真走路，在梯子上就要认真爬梯子，风景都是在休息的时候欣赏的，不是在行动时欣赏的。
可工头说黄良适合开塔吊，除了不恐高，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个头小，整个人看着瘦弱，但很灵活。对工头来说，最喜欢用的塔吊司机有两种，一种是老师傅，四十多岁，开十多年的，经验丰富，遇到吊钩角度不对、风力过大、钢筋起毛，能够预判并且提醒，避免出现事故。但这样的老师傅每天都要比年轻人多开三五十块钱。另一种就是黄良这样的小伙子，机灵、反应快，身体素质好，抗造。而现实情况是塔吊司机有不少是女性，多半是跟着家里的男人出来打工，发现体力活儿跟不上，就半路出家学了塔吊。
黄良所在的工地不大，只需要两台塔吊。可上班还没到一个星期，中午十一点多，黄良觉得有些肚饿，正脱下一只手的手套，准备从背包里翻个馒头嚼上几口，手台里忽然吱吱哇哇地叫起来。黄良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出事了！他在脑子里快速回放几分钟前自己吊起的钢筋……手台发出指令：快下来，去另一台塔吊。
黄良应声望向另外一台几乎和自己的高度平行的塔吊。那个年轻女司机应该在座位上，施工员在手台里呼叫时却没有了反应。黄良忙锁好操作台，拉开舱门，高空的风呼地扑上来。黄良原本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此刻他没办法享受。
等黄良快手快脚地爬上另一个塔台，才发现那个女司机半瘫在座位上，大声问她怎么了，她也只是小声嘟囔。黄良根本听不到她在说啥。后来才知道，女司机为了减肥，昨晚就没吃饭，早上也没吃。结果饿到低血糖。黄良一边通过手台叫人去买可乐和士力架，一边掐了一会女司机的人中。
黄良又爬下来，拿了可乐和巧克力上去。这么上下两趟，他都没空喘息。勉强给女司机塞了两口，他自己在旁边喘得跟狗一样。其实塔吊是可以吊吃的上来的。黄良吊过的大件有钢筋、混凝土、建筑垃圾，小件则是给高层楼顶工人的午饭。但无论多么紧急的情况，都不能吊人，甚至是站着人的吊篮。而此时他根本没办法背女司机下来，也没办法用别的方法把人弄下去。塔吊上什么绑带都没有，而且洞口很小，仅容一个人上下。如果这样操作，结果就是两个人都可能活不下来。后来女司机缓过来，黄良一直等到一个多小时后，又给她送了一次盒饭。下午两点，黄良在前，女司机在后，两个人才爬下塔吊。
女司机当天就被辞退了，理由是造成进度延误。工头说的话没错。从打地基时的大坑，到三四层起楼，一共都不需要两个月。这在以前可是小半年的工作量。理论上来说当楼层超过十层，就不需要塔吊司机人力来爬了，那时塔吊也会有电梯。但大部分的塔吊司机每天还是要爬七八十米乃至上百米。
在接替女司机的司机来之前，黄良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了傍晚六点。黄良是不愿意这样加班的，一小时才三十块钱，夜里人也容易疲累。他坐在操作室里，望着天际线，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天色慢慢灰暗。黄良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会想起鸟飞翔时扑打翅膀的声音。他并没有真的听过这样的声音，但在心里这种声音也是灰暗的、看不清的，却很让人安心和舒服。
无论是曾经驾驶运输牛猪的大货车，还是如今开可以吊起钢筋水泥的塔吊，黄良始终对冬天有着莫名的喜爱。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可以多些休息时间。虽然也不过就是在宿舍里躺着玩手机。但那也比夏天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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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吊司机的操作手册里，有一句非常隐晦的：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句话包含得太多了。跟拉肚子这种大不了多爬上爬下几次相比，可怕的是中暑。尤其是在塔吊的小操作舱里。
老式的操作舱就是一层铁皮做成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把座椅，以及左右两只手的操作台。一面控制转动和伸缩，一面控制抬升下降和勾取。此外就剩下可以放个背包水壶安全帽的空间了。新式的操作舱好一些，配备了可视监控平板和控台空调。但大部分的操作舱都像一个密闭的铁盒子，把在地面那种脚踏实地的活着的感觉隔离在数十米外。
刚开塔吊，加上话少，黄良难免会勉强自己。手台里施工员一直在派活儿，操作舱在太阳暴晒了一上午后，已经达到了四十五六度。黄良不知道身上的汗什么时候变冷，变黏腻，他好像一条蛇，需要找一个洞躲起来。可当他觉得头晕恶心无力时，已经浑身没有汗在冒了，衣服也变得干干地贴在身上。
幸亏工头有经验，在手台里喊了几分钟，见黄良没应答，估计他是中暑了。背上两桶自来水就开始爬梯子。也幸亏黄良身体素质还可以，在冷水擦洗后清醒多了，也有了力气，可以自己爬下来。那是黄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中暑。也是他第一次知道敬畏：在部队控制钢炮，他掌握着安全；开大货车运猪牛，他掌握着生命；开塔吊吊起数十乃至上百公斤的钢筋，他掌握着力量。可这一次中暑，他才明白，如果没人问，他可能就死在数十米的高空了。
晚上，工头担心黄良害怕，第二天不敢上塔吊，特意买了点猪头肉和两瓶啤酒来宿舍看他。但那时黄良已经睡了。第二天，黄良跟没事人一样，继续爬塔吊。
黄良说他开塔吊总会梦见自己回到部队。黄良在部队的后期调入训练机场。早上四点多起来，然后到训练机场开空炮。那些炮都是向着半空中开的，声音很大，像是机场发出的咳嗽声。随着这些巨大而空洞的硿硿硿，近处远处的麻雀野鸟飞起来，扑棱的翅膀发出灰蒙蒙的声音。鸟群一次次飞起降落后，最后消失不见。清晨五点，飞行员开始驾驶训练机起降。而黄良则在地勤兵待着的小平房里，听着外面传来的轰鸣。
黄良一直很想知道高空是什么样子，但从来都没有机会登上训练机，更不可能知道从驾驶舱往外看的感觉。他至今也没坐过飞机。那些飞行员也不会和黄良这样的地勤小兵过多交流。很多人不喜欢塔吊司机的工作，束缚太多。尤其是上到操作舱后，好像空中牢笼，黄良却认为堪比飞机驾驶仓。只是他的“飞机”没有发动机，只有电机。可他不介意。
当塔吊在高空较大的风力下轻轻摇动时，人都会习惯性地感受到脚掌下隔着一层铁皮，就是空无一物。透过习惯于踏在地面上的脚掌传过来的是失去习惯的恐惧。可黄良却陷在这样的情绪中。
塔吊司机有着明确的规定，是不可以在大风、下雨、下雪时擅自爬上塔吊的。当黄良轻推档位摇柄，用大车模式时，看到西北方向乌云如同叠浪，层层扑来，翻滚激荡，这寓意着夏日的一场暴雨。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特意呼叫塔台，大家都认为黄良应该下来。可他已经被这如同科幻电影般的场景吸住了魂魄，等他意识到要把吊钩上的工件落地时，风已经掀着操作舱的底板了。
黄良忙关闭机器，锁好安全锁，挎上背包，扣上安全帽。往下爬时，闪电已经劈下来。几十秒后，豆大的雨点混合着冰雹，子弹一样。与向上爬相比，向下爬更容易出事。脚底板打滑，人可能就会掉下去。但他没有退路。
黄良的手掌和脚底都用了力，恨不得长出吸盘。如果说上一次中暑是自己的无知，那这一次就是明知故犯。好在电闪雷鸣的急对流天气很快过去，浑身湿漉漉的黄良在工地的建筑里控制不住地浑身抖着。是紧张害怕还是兴奋刺激？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黄良是按天开工资的。日工资是260元。但如果请假，每天则要扣300元。据说260块钱里有70块钱是高空安全补助，有5元是保险。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塔吊司机并不是随时都有人能过来补位的。从不请假的黄良有天一早上塔时，捡回来一条命。那天爬到四层楼高时他觉得左脚一震。不是风，风只会带来晃动，而不是震动。也不是自己不小心，那只会滑动。在动作的惯性下，已经继续往上爬了一个标准节的黄良在几步之后停了下来。经验告诉他，应该退回去看看。
幸亏是春天，如果是冬天，鞋子厚重，可能就会错过如此微小的震动。黄良估摸着退回去时，发现震动来自一个螺丝的断裂。黄良面不改色地下来，找到工头，把断掉的螺丝给他看。工头脸色一变。
工地上当然没有伤亡人数的名额，但建筑公司内部是有的。黄良也只是听说，做不得准。但他知道这样的话总不会空穴来风。那天工头给黄良放了假，又找了负责塔吊保养的人来检查了工地上的两个塔吊，包括塔吊钢筋是不是有起毛的情况。原来这两个塔吊都是从别的工地调过来的，之前盖的是33层高楼，已经一年没有检修过。
黄良和工头打个招呼，说自己就在宿舍，有啥事可以叫自己。但到了月底发钱，黄良惊讶地看到自己被扣了300块。他去找工头，工头理直气壮：“你不是休息了？”黄良的底气也很足：“我那不是休息，是设备坏了。大家都说我捡了一条命呢！工地上谁不知道。”
也许就是最后这句“谁不知道”震慑住了工头。工头默不作声地在微信上转了300元给黄良。有人路过听到了，私下提醒黄良，“你多小心，这个人铁钉蘸着酱油都能下酒的。”
果然不到一个星期。黄良正准备往梯子上爬，工头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你怎么不戴安全帽？”黄良说了句帽子在背包里。工头是不肯听的，已经自顾自地说起来：“不戴安全帽要扣钱的，一次500。”黄良本来想申辩，张了张口，还是作罢了。他懒得争辩了，只要爬上去，就会忘记地面这些琐碎破烂的事情。
黄良并不是怕工头报复，他只是怕麻烦。要知道当塔吊开始工作时，操作司机是看不清地面情况的，只能通过手台来听指挥。一般在遇到工地繁忙时，塔吊的使用几乎是随机的。完全需要听从地面施工员的指挥。但地面工人常常并没有那么规范，黄良通过手台会听到工人之间的争执，特别是在地面操作繁忙的时候，这样的“使用权”往往会根据两者甚至更多人之间的嗓门比拼来决定。
一次，另一个塔吊出了事。操作塔吊的是一个大姐，平时就性格好，好说话。时常还会在遇到急活时，好脾气地协调：“先把你这个做了，再做另外的。”偏偏那次，大姐看不到地面情况，大姐答应先吊的那个钢筋并不在吊钩正下方，而是需要工人把吊钩拽过去，挂好后，形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在走小车抬钩时，刚升起一米多，钢筋产生摇摆，像一个巨大的钟摆。这么巨大的重量和力度，吓得刚才还在争执谁先起吊的工人，一个头也不回地逃开，另一个直接趴在地上。最后钢筋把旁边一个水泥台撞了一个大坑。
幸好没有出人命，但塔吊大姐还是被开除了。工头根本不听她的解释，那两个工人这个时候也怂得成了缩头乌龟。大姐和黄良一样嘴笨，气哭了，可就是说不出来脏话，骂不了人。大姐最后一句“好心办坏事”给黄良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工地上塔吊司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可话少朋友更少的黄良到了半空中似乎就没有了烦恼，他也不用去考虑那些工人之间的争执。至于工人会常挂在嘴边的“不知道这些房子将来卖给谁”“有钱人才买得起”“农村只能回农村，幸亏村里有房子”……黄良总觉得有一片不上不下的天空，比房子要美得多。
黄良最近做了一件“坏事”。他发现塔吊附近常有个鸽群，好几次他都看着那二三十只或灰或白的鸽子出神。后来，他把馒头掰成一块一块的，放在塔吊操作舱门口的脚踏板上，他想看看能不能吸引几只鸽子落下来。
鸽子倒没落下来。一连两天，傍晚四点钟，会有很多乌鸦路过。不知道是乌鸦看到了这些馒头，还是误打误撞，居然从破碎的舱门窗口飞了进去。黄良和乌鸦都吓坏了。扑腾起来。操作舱开始晃动了。黄良第一次和乌鸦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才发现这鸟很大，翅膀很有力气，而且爪子和嘴很锋利，眼睛黑得跟炮弹一样。
黄良不敢抡起背包，他怕误打误撞碰到操作杆，只能用手臂挥舞。几分钟后，他意识到这样也不行，空间太小了，衣服都被鸟的爪子抓破了。他伸长手臂，怼开舱门，然后自己保持安静不动，那乌鸦果然在十几秒钟后冲了出去。
松了一口气的黄良，发现身上都是汗。他忽然羡慕那只乌鸦。望着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
采访手记
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黄良。第一次见面，在他工地旁的饺子馆。两个人点了三盘饺子。有两盘是三鲜馅的。18块钱一盘。黄良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他非要请我，我为自己点了21块钱的牛肉大葱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第一次补采时，黄良的工地正在全面接受核酸检测。第二次补采时，我忽然想起黄良说过，他这辈子也开不了飞机，所以很喜欢在半空的感觉，像是开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