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在美国新泽西恒福墓陵园揭幕（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拍摄，2022年6月15日）
周三（6月15日）一块刻有中国文革期间逃往香港途中罹难的176位知识青年名字的纪念碑，正式竖立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墓地里。
“这些当年死去的冤魂，如今终于可以在绿草如茵肃穆庄严的陵园中长眠安息。”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的声明说。
数十位当年的逃港幸存者周三中午聚集在新泽西恒福墓陵园，参加美东“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揭幕仪式。
揭幕式通过一项佛教仪式为176位罹难者超度亡灵。与会者冒着酷暑为亡灵进香、献花、鞠躬。
一位悼念者在刻有176位逃港罹难知青名字的碑前。（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拍摄，2022年6月15日）
在自由世界安息
“可以说我们划了一个句号。”1971年从广州逃到香港、现居住在费城的退休药剂师容锦爱说。“我都是经常想念我们的一段经历和那些死去的同伴，现在我们给他们一个句号，他们可以来这里了，他们可以来自由的世界，很感叹。”
“就是为了缅怀、纪念我们的同伴。”从加州前来参加揭幕式的逃港生还者黄少平说。“他们为争取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们是幸运者，现在还活着，我们应该纪念他们，我们应该保留这个历史，让这个历史不能够淹没，我们为他们招魂，让他们的灵魂来到这个自由的土地安息。”
这是同一地基的双纪念碑，本次揭幕的是第一块碑。碑正面刻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的中英双语碑文，碑反面是墓碑筹备小组历经10个月搜集到的176名当年偷渡罹难者的姓名，姓名旁边是罹难者所在学校或当时居住的城镇。
“我们刻意把中学名字列在死者名字的旁边，”研究知青逃港历史的谭加洛（笔名阿陀）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当年逃港知青可能涉及广州所有中学。“就现在看也是，从二中开始，我们仅仅第一次搜集到的名单，就看了会让人震惊，这是一个广州中学的中学榜，它不是招生榜、荣誉榜，而是一个死亡榜。”
逃港潮是中国知青运动最惨烈的事件
阿陀说，偷渡潮是中国知青运动中规模最惨烈的事件。“2012年的研讨会上我讲过一个偷渡者的故事，”阿陀告诉美国之音。“一个女孩子，偷渡成功后香港的水警把他们接到一个地方。水警们在船上接到这些偷渡客，然后到警署去签到，看到这个海面上，一片红色，有很多救生圈，救生圈上还有一个人，水警船就开过去，船员就说，看看把他捞起来，就用钩子一捞，半个人，这一片红色是鲨鱼把这个人的下半身咬掉了。”
上世界60至70年代末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逃港潮，是1951年到80年代中国四次逃港潮中的一次。
《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告诉美国之音，“这30年中逃港过去的，我的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估计出来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情况——是10万左右。”
“我是上山下乡的学生，1964年就下乡了，差不多经过8年在农村工作，就偷渡出来了。1972年到香港，1976年来到美国。”居住纽约的当年逃港者陈为正说。“我觉得来到以后就一个新生啊，重新做人。”
数十位当年偷渡的幸存者周三在恒福墓陵园祭拜偷渡罹难知青。（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拍摄，2022年6月15日）
中共当局希望这一切从历史中消失
但这段历史并不允许被认真保存下来。“究竟当年有多少人在逃港过程中死亡？他们姓啥名谁？这些数字难以统计。当局希望这一切自然而然地从历史长河中消失，成为永远的秘密。”纪念碑筹备小组的声明说。
“我2017年在香港也参加（纪念活动），两次我都在。2017年五一我刚好在香港。”居住纽约的当年逃港生还者陈其材说。
2014年，香港一批当年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困难，在香港离岛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每年五月一日都去悼念祭拜。但两年后就被告知不能立在那里。于是每年的纪念活动变成了无固定地点的流动纪念。
“香港已经不能了。”陈其材说。“记得当年在那个岛，建那个碑，两年以后肯定有人干涉了，当时那个村长已经说我们不能在那里立了，就移来移去了。”
“我们不是投敌叛国，我们是追求自由。”陈其材很愤怒地说。改革开放时，虽然当局不再将偷渡视为敌我矛盾，但仍称其为“非法探亲”。
逃港潮引起当时中国广东省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声明出境人士都须经当局批准，而偷渡外逃者要接受教育或遣送，广东省政府更在临近港澳的几个县增设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
最艰难的工作是搜集名字
“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于去年七月成立，筹备组表示，“建碑最艰难最迫切的工作，是收集逃港罹难者名单。”“目前收集到的名单来自美、加、澳及中国。”筹备组估计，“罹难知青接近一万人之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搜集死者的名单，然后把这些惨死知青的名单刻在第二块碑的正反面。”筹备组成员宋颖说。“如果这两个碑都没办法把所有名单都放上去的话，我们考虑再把这个碑延长，就是再买地，再把这个名字放上新的碑上面。”
“我认为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实际上当年的逃港潮它的政治意义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柏林墙，现在柏林墙已经倒塌，它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符号，相比之下逃港潮这件事还没引起这么足够的重视，更何况今天香港又沦陷，在纪念逃港潮这件事在香港就很难举行。那么这个时候在美国建立起这么一个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让整个世界不仅要记住逃港潮，还要让整个世界知道当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不断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会被记住
逃港生还者决定在美国墓园建立纪念碑，确保了纪念碑的永续性。“当一个家庭在这里拥有一个安葬空间，那就是永远属于他们家庭回来表达敬意的地方。”管理恒福墓园的CMS中大西洋公墓管理服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小伯纳德·斯托克林（Bernard Stoecklein）告诉美国之音。
当他了解到建立这一墓碑是为了“纪念那些为过上更好生活逃离中国到香港的年轻人”的故事时，“我觉得我必须尽我所能来支持他们。”斯托克林说。“我们计划今天向该基金捐赠5000美元，以帮助他们实现18万美元的目标。”
筹备组表示，目前建碑的花费是该组10名成员的捐赠，“馀款尚未足够支付眼前待付的款项及未来安装第二碑的费用。离预定的18万美元总预算还有相当距离。”
“有件事我一直在说，就是古埃及有句谚语，”斯托克林说。“只要不断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会被记住；但当停止说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就会被遗忘。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说出这些名字，并将那些名字放在为追求更好生活而死去的人们的纪念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