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包括北京政府微信公众号“北京发布”和新华社等多个官方媒介平台宣布，北京将把公交票务系统与健康宝“打通”；这意味着，一个“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将被建立。
5月2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新浪微博发文，对北京这一升级版的防疫措施表达担忧。她认为，这一技术和举措，会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她说：
“这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共同居住的家人与邻居是谁，以及工作单位与同事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而且，它还意味着，健康宝可能会永久地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随时控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之后，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
事实上，这种将健康码的社会控制功能无限扩大的做法，在中国其他地区早已有先例。
早在2020年5月22日，杭州市卫健委就召开专题会议，意在探索健康码的“常态化利用”，并推出“渐变色健康码”。
所谓的“渐变色健康码”，是一个集成健康平台；它“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也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
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将掌握涉及全市居民个人隐私的海量数据。
无独有偶，在同年6月，苏州市也宣布将“健康码”升级为“苏城码APP”。
“苏城码APP”集健康码和电子证件照于一体，号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所谓“一码在手、畅通苏州”。为了普及这个APP，当地有关部门还采取了各种强推手段，引发众多市民的不满。
例如，一些小区采取了“不安装就无法进小区”的强制手段；另有一些市民反应，没有苏城码APP就进不了政府部门办事，也进不了学校，甚至取不了快递。一些学校不仅要求学生的父母下载注册苏城码APP，还要求父母身边的亲戚朋友爷爷奶奶也都要安装注册。
苏州某小区，业主需要下载苏城码App才能进小区
不仅如此，当年9月，苏州官方又宣布，自2020年9月3日起，苏州的“苏城码”APP还上线了“苏城文明码”功能。这里的所谓文明码主要包含两个模块：“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而且未来还将上线更多“文明指数”。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官方表示，“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电子凭证。”
而在杭州宣布推行“渐变码”的第二天，5月23日，新华网发表文章，称未来将颁布健康码的国家标准。
报道中提到，未来健康码的数据将不仅来自个人申报，而是结合社区、医院和个人所在单位提供的信息，甚至网罗来自交通运输以及移动通信的数据。而健康码的应用，将与证照绑定结合，并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
其实，中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掌控公民数据和行迹的计划与做法，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早在2014年，中国就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计划在2020年完成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对社会的全覆盖。
这里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全面的评价体制，涵盖了公民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自然人信用建设部分，强调了对市场所有从业人员的全面覆盖，收集人们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所有“信用”记录。
该纲要还强调了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要求建立各行业的黑名单制度。
如今，不少城市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用体系”，例如杭州的“钱江分”、厦门的“白鹭分”、福州的“茉莉分”等等。
杭州的“钱江分”
最近，与河南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一起登上热搜的，还有唐山多名男子殴打几个无辜女孩的事件。针对中共官方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作为，作家李承鹏在其已被404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中评论说：
在评论北京一码通的微博被删除后，法学教授劳东燕又发了一条微博。她说：
“还有人反问，你要自由干什么？这真是灵魂之问。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是人，不是圈养的动物。你想要被圈养，那是你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人的生存，不只是为了活着，还应该有起码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