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图为2021年3月8日，中国上海一个购物中心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标牌。
中共大力发展数字极权，在疫情期间对人民的管控发挥到极致。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跟美国还有差距，而中共由于庞大的监控系统对财政、电力、网络等资源的需求无度，将最终拖垮极权机体。
6月23日，中共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显示中共把数字政府建设做为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工程。建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治理模式。
其政府数字化体系包括，大数据监测分析、智慧监管、数字化治理模式、数字化服务等。
其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更加健全；到2035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体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备。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认为，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科技信息时代，在高科技的支撑下，它的社会控制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共要通过数字政府强化以、对国家的管控能力，使社会控制无所不在。
他指出，中共有个“三步走”战略，2035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用数字政府对这个数字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个政权本身是一党独裁的，老百姓没有基本的人权。那个时候社会控制的场景，严格程度恐怕已经超过了《1984》这部小说的描述。
近日，很多村镇银行的受害储户称，他们的核酸检测为阴性，健康码却被突然赋“红码”，从而被强制隔离或限制出行。此外，人权律师、河南的访民、还有一些停工楼盘的维权业主也遇到类似情况。
“健康码包含个人户籍、行踪、医疗检测等信息，并且关联重点人群资料，相当于给每个人都带了一种电子脚镣。”王赫指出，中共搞数字极权有几个布局：一个是大数据，对每个人金融的监控，包括网络实名制、金融实名制、房屋实名制、信用打卡等；一个是利用疫情对健康码的布局；第三个是推行电子货币。
数字货币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所谓数字经济，又称互联网经济，指通过数码计算技术为基础，由数字产业带动的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于2017年首次被写入了中共的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1月，中共在广州举办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当时中国已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发布了数字政府相关规划或方案。
“电子货币就在经济上可以把每个人锁死了；健康码在行动（行程）上把每个人锁死了；金融信息又被他锁死了；这样它就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对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王赫说。
他指出，中共搞数字经济，在国际上有一个金融对手，就是要把美国挑下来，如果说你中共在经济和科技上比美国落后很多，那数字控制、监控国家永远成功不了。
比如，中共一直都在搞网络锁防火墙，但是一直阻不断，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大的广域网存在，美国的网络科技更发达。
王赫认为，数据是个战略资源，中国的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中国能够应用起来数字经济，因为中共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无所顾及。中共认为这是它的制度优势。
在数字化转型中，中共在电子政务方面也是强制推动，通过电子政务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西方在推行电子政务是为了方便于服务民众，这是根本不同的导向。
他说，“中共可以统一地、强制化地推行一些数字政策，能够很快地对社会进行控制，欧美日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在民主国家老百姓认为侵犯人权，日本连统一的身份证都没有。”
“整个欧洲被疫情重创的时候，中共强推复工复产，结果中国的出口暴增。但是风水轮流转，体制内在的弊端走向了极端，动态清零、上海封城把中国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数字极权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没有纠错机制，缺乏内生的动力，它只来源于中共当局最高统治者的野心。”
中共苦心经营数字极权危机无解
网络观察人士、《中共数字化极权简史》作者久居水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的野心真的很大，从它提出“网络强国”时，就想这么干了。数字极权对人民的意识和行动，资金的流动和使用，资源的分配和控制等各方面，从传统控制延伸一数字化控制。
久居水认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科技成果转化都用在数字化极权统治上。80年代的引进外资、技术积累和体制重新整合，才有了90年代的信息化基础网络大建设，为现在数字化极权奠定基础。
他回顾，早在1983年7月，公安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局，主管全国的计算机安全工作。这个机构就是现今在网络线上删贴封号，线下“喝茶聊天”的“网络警察”前身。
1998年，公安部正式成立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网络警察）；公安部调研立项“金盾工程”。
1999年12月23日，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并将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改名为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
同时，中共建立了一整套为数字化极权背书的法律法规条例及信用体系。如，2000年国务院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3年通过《居民身份证法》，次年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投入使用；2013年7月中共工信部发布《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
他表示，2013年以后数字化极权统治加速期，更多新的管控技术得到应用。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与百度、阿里巴巴等11家企业签订了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于政府来说，大数据必将成为宏观调控、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信息基础。
2015年9月，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的若干意见》。
久居水认为，2016年这个年份是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网络安全法和反恐法分别通过和实施，中共从技术支撑、法律制定、执法机构等层面基本构建了“高技术极权”牢笼框架。这一年也是处在“十三五”开始，习近平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2017年10月，一部有恫吓意味的纪录片《辉煌中国》系列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披露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整个大工程就是“中国天网”。
2021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里，明确提到要“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还要“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进依法行政”。
久居水认为，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中共会继续扩大使用高速网络、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来加强监控人民。数字化是中共暴政的催化剂，最大程度放大中共红色恐怖的范围和维度。
他指出，中共煞费苦心动用国家力量以实现数字化极权统治世界，编织一张大网奴役人，禁锢思想。借着大瘟疫收紧全体国人的自由空间和生存资源，展现出数字化极权的威力，但是庞大的监控系统对钱、电力、网络等资源的需求无度，任由它壮大成长最终将拖垮“极权意志”机体本身。
同时，随着财政资金枯竭和欧美系的技术封锁，这些庞大监控系统因不能及时维护升级，终将面临无资金更新和缺芯片的困境，陷入技术危机；面对中共的暴政，人民会因不同境遇，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和反省，中共不得不面对加速其政权灭亡的觉醒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