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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宝刚:噤声的香港——“跌出口袋”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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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海外媒体人将有一个优势,就是过去三年有二、三十万人离开香港,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我们是“世界的香港人”,这份信念不会因为融入当地社区就会消失。最近我出席一个香港人市集,大家都是熟悉的面孔、共同的语言,那种“安心是吾家”的感觉很是强烈,如果能够善用这个群体做成的力量,对媒体人来说是可行的出路。

踏入七月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5周年,期间为一些媒体做了回顾及展望,当中最令人感叹,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完全被噤声,整个行业被打压得支离破碎。

先回顾一下25年回归以来,我自己最深刻的采访经验,两次都发生在金融危机中的银行挤提事件。首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另一次就是十年后,2008年雷曼倒闭引发的金融海啸。

九八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我是年资尚浅的财经记者,面对挤提风波的主角是港基国际银行IBA。还记得当年上午银行已经出现挤提传闻,当然很多新闻机构都有报道,很多市民提取现金,庆幸是银行方面很快出来公开澄清,一天后,挤提的危机已经解决,今天的港基银行亦已变成了富邦银行。

至于零八年发生的挤提事件,主角就换了东亚银行。当时我已是财经台主管,如果大家尚有印象,会记得当年是网络上出现传闻,称东亚银行财政不稳,于是全港的东亚分行都开始出现提款的人龙。

经营银行最重要的不是资金是否雄厚,而是银行能否给予公众足够的信心。一旦发生挤提,任何资金雄厚的银行,也不可能应付存款的大规模转移。在东亚银行传出挤提的早上,我们的采访部已经知道事件,新闻部的高层要迅速决定是否要将这个报道播放出街。

当时有部分同事提出,银行挤提是重大事件,应该尽快向公众发布。但包括我在内的几名采主都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更大量的提款,只会令东亚银行更快出现财政问题,甚至有机会倒闭。

于是当时我们做的决定,一方面派出大批同事到不同的东亚分行做采访,了解提款的情况,同时亦向东亚银行、政府及金管局施予一定压力。无错,当年媒体的确是可以向当权者施压,原因好简单,因为媒体作为第四权,我们背负的是公众利益,当权者是有责任向公众解说,而传媒就是公众的代言人。

我当时跟金管局说明,如果到下午政府仍然对挤提事件不表态,我们就会将相关挤提的报道播放出街。当然这是弄了一些手段,因为最终会否播出其实未有定案。结果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主动现身澄清,东亚银行亦配合表明用解款车一车车将现金送去不同分行,银行挤提危机两天时间就获得解决。

今天道出这两桩旧事,并不是要说电视台有什么“巴闭”,而是想说明传媒实实在在要站在公众利益一方,如果只求和谐不搞对抗,新闻机构就会变成当权者的发声筒。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同样情况如果发生在今天《国安法》底下的香港,当局一句以安全稳定为理由,相关挤提的新闻不可能出现。

有留意内地新闻的读者都应知道,河南四间村镇银行传闻“爆雷”,而农业银行也规定存户每天领取现金的额度,加上有传北京的银行普遍规定每日取款五千的上限,导致人心惶惶。最新网传深圳市中国银行大排长龙,迅即传出挤提。但这些消息很多时都难以再作跟进,因为当局好快就会以维稳做理由,禁止跟进消息真伪。我们是否可以确保香港不会出现同一情况?

当大家见到本地媒体愈来愈清一色,甚至被官员要求所有媒体都应该向《文汇大公》学习,好像前记协主席杨健兴所言,现在新闻自由已经不能够再用“半杯水”理论欺骗自己,因为剩低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当香港的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由2020年第18位跌至今年148位,有几十位新闻从业员甚至面对牢狱之灾,过去只会发生在内地及第三世界,难以想像发生在香港。但当权者仍然告诉你,新闻自由一直“袋了落袋”,这种说法实在难听过粗口,就好似政府不断称香港仍然是法治城市,其实你知、我知、他们自己都知,根本是谎言。

但悲哀的是,当大话讲够一千次、一万次、十万次,这种洗脑式教育真的会生效,就好像内地“小粉红”一样,难道我们希望见到下一代变成这样?

我在其中一场“世界香港论坛”,有幸与前民意研究中心的锺剑华博士及移英后创立个人YouTube频道的王俊彦共同讨论“在噤声的香港下,海外媒体如何接捧?”接捧这个说法,的确是非常沉重,因为《苹果》、《立场》和《众新闻》被打压倒闭后,香港很多出色记者都失去了原有平台,部分近日愿意重新上路成立“自媒体”,但经营模式和营运均面对很大挑战,加上香港“红线”处处,衷心祝福他们可以平安。

同样问题在海外媒体一样面对困难重重,不少记者或评论员透过YouTube或者收费平台继续发声,但这种经营模式亦都好脆弱,一方面因为海外没有大台资源,同时恐怕在网络安全法及假新闻法通过后,这些平台内容未必可以在香港出现。

我觉得海外媒体要持续发展,更要善用自己的优势,在不同平台上发声,真正做到人在海外,仍然心系香港,关心香港的每一件事。

我自己专长在财经新闻及数据分析——以往我经常与同事说,“让数据说故事,因为数据不会讲大话。”

据我观察,香港媒体已经不允许花资源做一些被认为有损香港名声的新闻故事,包括移民、走资及联汇制度存废,因此我更刻意寻找相关数据,希望从数据引证移民外流的影响。

其中我在今年三月,首次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文章——“该走的那时”,就是首批媒体运用独立评论员DAVID WEBB的系统数据,统计机场净移出人口数字,有系统表达一、二月离港人数急增,之后其他新闻媒体亦陆续运用有关数字做分析。

另一例子是上个月当税局发表个人报税表,我稍为翻寻资料,做了一些比较,发现过去两年税局发出的报税表少了30万份,侧写引证香港移民人数增加的事实。

我相信海外媒体人将有一个优势,就是过去三年有二、三十万人离开香港,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我们是“世界的香港人”,这份信念不会因为融入当地社区就会消失。最近我出席一个香港人市集,大家都是熟悉的面孔、共同的语言,那种“安心是吾家”的感觉很是强烈,如果能够善用这个群体做成的力量,对媒体人来说是可行的出路。

只有大家善用个人手上的工具及经验,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平台能够持续营运,所谓“兄弟爬山,各自修行”,但同时又不要忘记大家是同路人,不应该在小圈子内互相攻击,甚至可以安排互相Crossover,在不同平台互相客串,目标是成就最大的“公约数”,连系最多同路人。

共勉之。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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