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阳’过了，一下子出来找不到活干，也没地方吃饭，只能先回了老家。”7月4日，在电话那头，何贵叹着气说。
当天，是何贵回安徽老家的第八天。在过去的48天里，他一直没有找到过稳定的工作。
何贵曾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担任志愿者，主要负责安保工作。从事志愿者期间感染了新冠，经过18天治疗才正式解除隔离。出舱后的他连加了几个招工群，却发现自己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在方舱志愿者群里，有人发布一家工厂的招工信息，其中明确“阳过的不要”。本文图片受访者供图
在出舱人员中，除了招工难，来自社会的偏见与遭遇的坎坷，也成为一些人心头的疙瘩。
21岁的王媛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感染，4月14日出舱回家隔离的她，整整在家里呆到5月中旬才下了一次楼，她一度害怕邻居的异样眼光、赤裸裸的指责。在方舱治疗期间，王媛做过志愿者，协助拍摄方舱宣传片，将方舱患友故事制作成视频发到网上。她的一举一动被邻居“发现”了，最终换来一句句恶意的留言：“你在方舱那么开心，就不要回来了”，解除隔离后，邻居仍拒绝她参加社区的“以物换物”活动。
曾被新冠感染、出舱后又复阳的高考生方明也有过一段不愿回首的经历，他的父亲方林至今仍愤怒，儿子的等级考（全称：2022年上海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是在方舱里完成的。因为在考试前一天儿子核酸显示阳性，方林尝试打了很多个电话要求复核，最终没有被同意。而在后面的连续两天，儿子的核酸结果都显示为阴性。
7月以来，记者联系到了5名出舱人员，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打工者、演员、学生，他们中4人有过方舱志愿者的经历，出舱后他们的生活面临着就业难、被歧视、再次进方舱，这一度让他们迷惘、困顿甚至是愤怒，他们中也有人在期盼着，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可以回归常态。
迷惘与无奈：出舱后无处谋生
何贵原先是机场的一名叉车工，受疫情影响，机场进入封闭管理，他被隔离在了一处狭小的宿舍公寓里。没有工资，温饱也成了问题，他只好辞职另寻出路。听劳务中介说起，上海国际赛车场方舱在招志愿者，工资一天800块，还能为抗疫出些力，他欣然前往。
4月11日，何贵便开始在方舱工作，主要负责安保与维持秩序。不幸的是，4月27日，他被确诊感染了新冠。当晚，他就在生活区和其他阳性志愿者一起居住。5月2日，何贵和同批二三十人被强制转移到一家酒店隔离，直到5月20号正式解除隔离。
何贵睡了几天马路，又在朋友的宿舍住了一阵。他连加了几个招工群，却发现自己连面试都没资格。他告诉记者，“机场、物流等行业拒绝阳性的、去过方舱的人，甚至是去过方舱但没有阳性的也不要，有的公司招工并没有标注不要感染过的人，但会当面查看3月份开始的核酸检测记录，有阳性的便会拒绝。”
在方舱志愿者群里，有人发布一家工厂的招工信息，其中明确“阳过的不要”。
“一查记录什么都干不了，招聘信息中‘无阳性’与‘无犯罪记录’并列放置。”何贵很无奈。
何贵至今保留着方舱志愿者群，里面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求职无果的人占据绝大多数，这些人中很多都为打工者，面临不低的生活成本，他们中不少人无奈选择暂时回家。
6月27日，四处求职无果后，何贵回了安徽老家。
何贵的经历，王明也遭遇过。4月，在深圳打工的王明来到上海，在上海方舱医院做志愿者，还担任了安保队长一职，管理了2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负责搬运物资、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等，还带领队员轮番值守夜班。
王明猜测，自己是被室友感染的。在安抚病人情绪时，室友的防护服被撕开，第三天就确诊新冠阳性。又过了两天，王明的核酸检测显示阳性，5月2日核酸转阴后，他再次回到方舱工作，直到方舱关舱。
但出舱后，王明求职无果。他如今45岁了，身材略发福，因为年龄偏大，也不符合进厂打工的条件（要求40岁以下），小区保安、分拣员等工作也拒绝应聘他，因为一查就能看到核酸阳性的记录
段川也有这样的遭遇。4月14日-29日，他曾在方舱做志愿者，也被归属为出舱人员。在他的核酸检测记录中，今年5月初的核酸结果一直显示“检测”中。
“我是密接，只是被隔离过，不是阳性病人，我去面试过的公司，都只以核酸采样结果为准，只要显示‘阳性’或‘检测中’字样，一律拒绝应聘。”段川说，在过去两周里，他去过半导体、汽车配件厂、集装箱码头，但是全部都被要求检查核酸记录。“几乎每一次都有3、4个阳性过的人，他们听到要查核酸扭头就走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工作，挣的钱也快花完了。”
愤怒与困顿：遭遇坎坷、被人指责
相比何贵、王明、段川这类打工群体的“无奈”，出舱人员、高考生路明的遭遇，又是另一番感受，至今他仍对出舱后“复阳”、再次转运到方舱的经历，依旧表示无法理解。
路明曾因感染新冠，在方舱隔离治疗，于6月10日出舱。因要参加6月18、19日两天的等级考（全称：2022年上海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他于6月17日前往一处设立在学校的核酸采样点进行检测，得到的结果是阳性。在6月16日，路明的核酸检测还是阴性。
6月17日当晚，父亲多次致电学校老师要求复核，但多番沟通都被拒绝，最终在等级考当天（18日）早晨被转运到了方舱，“孩子等于一夜没睡觉，心理创伤很大，在方舱内的隔离考点完成了一天的等级考。”父亲还记得，孩子在方舱那给他打了电话，“他的情绪一直不稳定，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根据上海相关规定，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会对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出院、出舱人员进行后台标注。三个月内上述人员出现检测异常，如检测结果Ct值<35，实验室按照相关操作指引，启动追阳；如检测结果Ct值≥35且<40，实验室根据系统提示，按照“阴性”结果上传——也就是说，与普通人Ct值40以下判断为阳性的标准相比，“复阳”标准是Ct值在35以下。而当时，路明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他的Ct值在24。让路明父亲不解的是，6月18日、19日在方舱内连续2次核酸采样，路明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另一名出舱人员、21岁女孩王媛因感染过阳性，遭到了心理创伤，这主要来自于邻居“恶意”的指责，即使出舱后一个多月，她也没敢走出家门，坐个电梯都避着邻居。
在她被转运去方舱期间，室友还拍了照片告诉她，邻居在自己家门口安装了监控，镜头对准了她家。而在她被确诊阳性后，邻居在群里指责她，对方反复说“就是因为你，我们楼都要被封控”，导致她难以忍受，最终退了群。
“我是小区里面第一个阳性病人，邻居觉得是我在疫情最开始，带朋友来家里吃饭引起的。”王媛说。
在方舱治疗期间，王媛报名做了志愿者，拍摄了一系列的视频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也被邻居发现了，甚至给她留言：“你在方舱那么开心，就不要回来了，在那里继续当志愿者吧”。在她核酸转阴，居家休息期间，社区里曾有举办过一次“以物换物”行动，邻居也在群里质疑她，不让她参加这样的活动。
王媛在常态化核酸采样点也遭遇过旁人异样的眼光，“因为出舱人员在采样点需要单人单管，走另外一条通道，现场工作人员当时很大声喊‘出舱人员单独做’，当时很多人的目光对着我，我特别尴尬。”
期盼与未来：等待机会、尝试创业
尽管被邻居指责的这段经历不好受，但王媛如今已经慢慢走了出来。
她有时候甚至想，这一次的方舱经历也给了她很多收获，“我发觉自己的心理素质变得强大了，我还想着试试看创业。”王媛坦言，此前她从大学毕业，做了一名演员，但以演出来计算报酬，收入并不稳定。封控两个多月，她没有了收入。
“或许我应该为自己谋划下未来，尝试做一些别的感兴趣的事。”王媛说，演员的工作之外，她打算创立自己的健康品牌，“当下，大家对健康很重视，我已经找好了食品加工厂，做一些健康餐、营养餐，希望有一天能尽快推出市场。”
而如今，在安徽老家的何贵也在留意着一切可能的工作机会。
在与记者结束通话前，何贵透露：“我还是想回上海打工，上海如果什么时候对我们（出舱人员）放开了，请和我说一声。”在他看来，大城市的就业机会是吸引他再次回来的理由。根据上海相关防控要求，出院、出舱人员居家健康监测后3个月内，不纳入社区筛查。何贵想着：“是不是过了这3个月，就跟没有阳过的人一样了，就好找工作了。”
仍然留在上海找工作的段川，也在等待着机会。几经波折后，他终于获得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机会，但目前还未被询问是否曾“阳”过，这是他心里的一块石头。“如果这次依旧无法顺利入职，我将离开这里。”
王明也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说，当时在方舱里，他管理过的近20名工作人员，如今大多离开了上海。“我年纪大了，干不动很重的体力活了，如果实在没办法，我还是愿意去工地干一段时间，挣些钱就回老家找份工作，以后过过安稳的日子。”
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李先生透露，出舱人员被招工单位拒绝录用的情况，在今年6月初相对多一些。一般满三个月之后，就会一视同仁。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几乎没有遇到“阳过的人”、出舱人员来找工作了，“很多人可能先离开上海了。”
高考生路明在与父亲的商量下，未来将尝试出国读书。“事情也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他还是积极向前看。”父亲表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人物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