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先生在上海的企业自2014年以来就受累于中国日趋疲弱的经济环境，他手下的员工已从巅峰时期的140号人削减到目前只剩下50人左右。
他前几年就想结束生意，离开中国。在多年的经营中，他深深感受到对国家权力的失望，“我做实业的，要和各个方面打交道，尽管我的体量很小，就是和基层（政府）的人打交道，但我受到无理刁难的事情，例子就太多了。”孟先生的口气似乎是想丢开某个令人嫌恶的东西。
孟先生实际三十年前就润出去了，但多年来一直在国内经商。下一步，孟先生准备处理完资产，彻底离开中国，“你说像我们这种中国生、中国长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在中国受的教育，让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确实不是一个首选。......但现在我对这里是彻底失望了，我觉得我应该另外找一个首选。”
孟先生身家达几千万人民币，他感叹一声，“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里的生存环境很难。”但生存的惨烈与绝望在来自社会底层的令狐昌冰身上或许体会得更深。
初中都没毕业的令狐十四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这里去做一下服务员，那里去做一下工厂，然后又去做包工的工程......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不管你怎么去选择这些行业，你想要努力，想要上升，你是没有机会的。”
令狐学历低，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在底层挣扎让他看到更多社会的幽暗，“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努力就有用的话，这个社会努力的人多了去了。......你看一下那些首富，那些有钱的，哪个家里不是当官的，或者就是有连带关系的。”
内心充满困惑的他满世界寻找答案，2015年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世界人权宣言》，从那里得到了启蒙，开始理解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上升途径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影响到一切；权力影响到一切，又是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政府不分权，没有新闻自由和媒体监督，不允许上街游行，还有就是没有选票。”
苦寻命运破题的令狐三年前因为偶然的机会从中国跑了出来，先后在菲律宾、迪拜等地短期待过，但感觉都不是自己理想的栖居地。他最后才辗转中亚、欧洲、南美和中美州，漂流了十多个国家，到达美国。“自由是人权中的一项，我的理想国家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令狐这样强调自己偷渡到美国的理由。
润是为了安全感
小企业主孟先生、上海高楼里的白领黎冰和打散工的令狐在今天的中国,他们的选择使得他们殊途同归。在从中国到不同国家的路上正络绎不绝地奔袭着不同背景、不同阶层想润的人。
不少网民把这一波大陆的移民潮比作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潮，文化名人张爱玲和刚刚去世的倪匡都是在这一波移民潮中到的香港。现在外界多认为，当年逃港潮的原因主要是饥饿、贫穷和政治迫害。
在基本生活物资并不缺乏的今天，饥饿似乎已经难以成为润的主要原因。但权力高压或政治迫害却依然催迫着不同的人千方百计润出中国。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今年6月的最新数据，中国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从2010年的7,732人，每年递增，在2021年已达到118,476人，11年增长了14倍。这些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国从美国到俄罗斯，从非洲到南美洲，其中尤以美国占了四分之三。吊诡的是，香港在2020年颁布《国安法》之后，已经难以成为大陆居民寻求政治庇护的目的地。
但政治庇护历来都只是中国向外移民人数中的一小部分。日本的Y先生在移民咨询行业也接触到申请庇护者，但只占很小比例。他感觉，中国人这两年移民主要是出于寻求安全感，“中国人在骨子里是缺少安全感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保障。他为什么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我的客户，因为他迫切需要的是国外的身份。他不是来赚钱的，他要是为了赚钱，他早就来了，为什么要拖到今天？”
上海的孟先生也感觉，来找他咨询移民事务的人基本是为了谋求后路，“刚来咨询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想到国外去生活，他们只是想准备一条后路。在万一发生不测的情况下，我可以立刻走。所有人都是这个目的，甚至把资产转移出去的想法都没有”。
这些朋友都是来自孟先生的同一个阶层，用他的话说，都是精英或准精英，但基本没有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所谓精英，最重要的是必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目前有稳定的、良好的社会地位，这是两个基本条件；再下去可以用资产来衡量。”在这些咨询他的人中，资产最多的可达十个亿。
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推特图片/Murong Xuecun慕容雪村@hawking197428）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慕容雪村认为，把今天的移民潮比作当初的逃港潮不无道理，“现在跟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的人不至于为了吃饱一口饭而逃往国外。但相同之处在于，为了自由、为了安全，跟为了一口饭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敏锐地洞察到，“对大多数人来讲，离开之后，做哪国人并不重要，做不做得成人是最重要的。”
慕容把自己劝润的行为看作是知识人作为社会守夜人的责任，是必须向社会发出的信号。而改变国家的责任，他认为应该由有影响力的人来承担。他这次前往澳洲正是这种责任的担当。
慕容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窗外是墨尔本湛蓝的天空。秋天已经到来，红叶正渲染着视野的边界。晴朗的日子里，他常常能望见几十公里之外的山峦，有时他也会骑车去远处的海边。
为了出版一本国内无法出版的书，慕容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匆匆赶赴澳洲。这本揭露武汉疫情真相的《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终于3月份在澳洲出版。
慕容有些庆幸离开了中国。“至少在几年之内，我觉得我要写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甚至不敢想的中国题材的作品，这也算是一个暂时离开中国的作家为我的故国所负的一点责任。但是这样的工作我如果是留在国内，恐怕是无法做的。”
拥抱自由
慕容并不觉得自己这趟出国是在润，有机会他还是想回去，但他和润的实践者一样，都正在或是想要拥抱他们心目中的自由。相比于中国改开之前物质匮乏年代的逃港者，这一代润的实践者有着鲜明的自由理想。
黎冰说，自由就是每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哪怕只想做一个普通人。黎冰曾经游历多方，并且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做一个有趣的普通人，包括润去日本也是在实践这种理想。
黎冰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他提到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小说里的人物横道世之介，“他实际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本年轻人。只要接触过横道世之介的人事后都会感叹，我认识世之介这样的朋友三生有幸，这样的人会像一盏灯一样，会像一颗火种一样，始终温暖着周围的人。”
但黎冰认为，在当今的中国，他很难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我作为普通人，如果我不离开中国，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四个字，叫‘逆来顺受’。如果我不想逆来顺受，我们在推特上、Youtube上都看到了，绝大多数国内敢于公开表达的人，就会受到政治、人权、宗教等等方面的迫害。”
谈到上海的生活，孟先生也用了“逆来顺受”这四个字，“如果你没有任何想法，你只求逆来顺受，只要活着就好的话，上海生活不困难，包括封城期间也不困难。关键就是你对生存的诉求有哪一些？”
孟先生三十多年前大学一毕业就出国了，所以他对自由特别在意。多年经商也让他对自由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在我来说，自由就是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如果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了，甚至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公正对待，你有地方说理。”
准备在美国打短工的令狐昌冰则说，“我说的自由就是，不去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我想干嘛就去干嘛。”令狐已经摸清了加州当地装修工的工资，一天的底价是150美元起跳。这让他觉得在美国只要努力就可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2022年6月21日，北京街头，一名男子在三轮车后座上吃饭。（法新社）
“你从哪里来？”
在润的路上，所有人似乎都骑在令狐那样的摩托上，前方冉冉升起的是他们想象中的自由世界，车轮下渐渐隐去的则是带着诸般怨念的故国。但如何面对故国，这似乎并不是他们能轻易摆脱的问题。
令狐说，他不喜欢别人问他是哪里人，而喜欢别人问他是从哪里来？因为他厌恶称自己是“中国人”，“你叫我中国人，等于是变相让我去站队。......我本身是不喜欢去站队的，因为中国政府不是选出来的嘛，实际上中国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你叫我中国人，就等于说我是共产党员。”
而“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令狐则只意味着你是在哪里出生、哪里成长。令狐所讲的似乎只是微妙的差别，却也包含着人生选择的决绝。而这种决绝并不鲜见。
前文提到的Y先生和家人移民日本已经三年。他说中国是故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不想谈论中国，“我不能完全说她不好，也不能完全说她好，但是她对于我来讲，太沉重，太复杂，我完全不想面对她了。”
Y先生甚至不想让年幼的孩子学中文，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解释中国的历史，解释诸如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等等事情。他说他没有所谓的乡愁，“没有，绝对没有，唯一的理解，最诚实的就是身体记忆，就是我想吃好吃的，就是从小到大吃过的东西我很是想念。比如，现在日本，我会经常去吃中餐馆，吃中国料理。”
与他年龄相近的黎冰似乎更为洒脱，他说自己有可能改成日本姓名，他会去日本学一门手艺，做一个普通的钟表匠人。他还会停用微信，转而用Line，就像大多数日本年轻人那样，这是为了完成精神移民。
谈到中国时，黎冰说，“我跟祖国或中国的关系，我只会把它理解为我的过去；当别人不主动问起的时候，我不会主动提及。”
“我究竟是谁？”
从小沐浴着全球化烈风长大的中国青年人，或许早已在心目中重塑了自己与祖国的关系。他们率真而直接给出的答案似乎在润的命运来临之前就已做好了准备。
人到中年的慕容雪村则似乎对乡愁更加执着，他随口就提及他从未去过的洛阳，以及徐州夏丕城的张良墓，“我这一生都会非常关心中国的事情，但如果（待在海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我要以什么身份自处，以什么身份立足，这是要长期考虑的问题。”
慕容显得有些犹疑，他说在海外生活，自己可能会遭遇“我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果一生都回不去的话，他更倾向于做一个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