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一早打开朋友圈，就看到某个朋友说自己的小区连夜被封了，各种工作、出差计划受到影响。我家这边虽然不涉及中高风险地区，也如临大敌般组织了好几轮“三天两检”，不得不说40度的天气在外头排队做核酸真是挺酸爽的，不过看到那些采样人员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以下图片均来自于本人朋友圈，封控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上海人民的日常
6月1号上海解封至今已经一个半月，对我而言解封前后的生活变化并不大，不过是从一种有限的自由切换到了另一种有限的自由，活动范围从小区扩大到了镇上——原来在小区里遛娃、跑步，现在无非是可以到外头遛娃、跑步，外加取快递和购物。毕竟家里有老有小有孕妇，全都离不开我，我哪怕离家三个小时就算是“出远门”了——回想疫情前自己经常性几个月不着家，只能叹一句“想不到老子也会有今天”。不过我想得很开，疫情、外婆骨折、生二胎这些事情都赶在一块儿也好，权当作“数罪并罚”，只需要“服刑”一次就够了，熬过这几年又是一条好汉。总之吧，眼下这情形上海解封不解封于我而言都差不多，因此我也并不是很担心再次封上。
然而大多数上海人民可没法儿像我这样随遇而安，停工停产意味着失去收入，失去收入意味着还不上贷甚至揭不开锅……这种随时可能会被重新封上的焦虑，使许多人都生活在压抑的情绪下。上海虽然名义上解封了，生活却再也回不到从前——每两到三天要做一次核酸，自由的保质期只有72小时；每个周末小区都要组织大筛，小区大门装模作样地封闭半天；时常会听到某家承载着上海人重要记忆的老字号永久性结束了营业，某个小区又有人被连夜拉走了，某个地方又发生了恶性暴力事件……
打开导航地图，中高风险区域密布全上海
解封时以为“全剧终”的同学们未免天真了，那顶多是第一季结束
我感觉吧，现在的上海就好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鱿鱼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空气之中游荡着看不见的“鬼”，会不会碰到鬼纯属个人运气；假如被“鬼”摸到，就会带上标记被抓起来，同时整栋楼整个小区的人都会被禁足一段时间；“鬼”摸到越多的人，就会有越多的“鬼”，当有标记的人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会被禁足。
“鱿鱼游戏”电视剧里的那些参与者至少还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终止游戏，但生活在上海的人民却没有退出游戏的权利，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参加，同时也没有人知道这场游戏还要持续多久。大部分人怕的并不是“鬼”，而是被“鬼”标记后的“惩罚”——回不了家、找工作被歧视、遭受邻里的白眼……
这场游戏还有一个特点是“游戏规则”复杂且经常变动，要在游戏中遵守许多莫名其妙的规定，因此难免就会发生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坐在店门口的花坛上吃面包喝咖啡算是“堂食”，站起来吃就不算了，因为花坛是划给商家的，站的地方是公共区域；比如八十多岁的老人过生日想买一挂面条，明明已经在食品商店跟售货员面对面站着，却因为没有手机扫不了场所码而买不了面条；又比如某人仅仅因为在某风险场所的微信群里，经核实根本没有去过风险场所，也被判定为“次密接”……
经过了过去这几个月吧，其实上海人民对各种各样闹剧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家为了不被封门都积极配合，心照不宣不说破。然而神奇的事情却是——再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也总会有一些人认为是合理的。比方说买面条的事情，就有人评论说这没毛病，售货员严格按“规章”办事——可是两人都已经站在一起了，这面条卖或者不卖有区别吗？难道不是“规章”本身不合理吗？又比方说通过微信群来判定的“云次密接”人员，也有人评论说这没毛病，因为人会说谎会隐瞒行程——现在大数据的定位能力这么强，难道真的还需要用逻辑推断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去过风险场所？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段别人写的话（由于不知道谁是原作者，抱歉无法注明出处），总结出了很多“神奇”的规则——
飞机上供餐，大家齐齐摘下口罩吃吃喝喝；吃完机组服务人员提醒大家：“口罩要戴起来，疫情还没结束要保护好自己哦！”——病毒和人类一定达成了某种默契，吃饭的时候互不攻击。
进景区大门口罩要戴起来，进来后就默认可以摘掉一一病毒只守在景区大门口，只要你进来，它就撤退了。
离市做了48小时核酸，进其他省还需要机场一次落地核酸，因为其他地方的核酸检测报告不被认可——病毒可能分本地和外地，每个地方的核酸检测都只能检测出来自己的，换个地方就不灵验了。
从省内其他城市回本市，只要是低风险，看行程卡健康码就可以；从省外回本市，即使是低风险地区，也需要落地三天两检——因为病毒经过省外进修，攻击力翻倍，一个顶一万。
旅游大巴车上不用戴口罩——因为病毒没交团费，上不了大巴。
酒店也不用戴口罩——因为它也没交房费。
餐厅也不用戴口罩——饭费它也交不起。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制度，更像是法术，而我们要相信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拥有如同钢印般的双重思想——“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得接受。”
一些“游戏规则”由于其繁琐且不合理，越来越多沦为形式主义，丧失了自己作为规则的权威性，让人很难严肃对待这些规则。假如仍然有人觉得这些规则都“没毛病”，恐怕才是最大的“毛病”。那些为显而易见不合理规则洗地的人，有的是蠢，有的是坏，还有的则是又蠢又坏——须知这年头“洗地”需谨慎，因为往往刚洗完地，上头就又一次改变了“游戏规则”，脸被打得啪啪响。
“游戏规则”之所以会有诸多的不合理，且经常性的朝令夕改，归根结底是因为上头提出了“既要……又要……”的要求。想要把两种背道而驰的诉求统一起来，难免要搞些阳奉阴违的小动作——“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就得偷偷给马儿吃草；“既要踩刹车，又要踩油门”，那就得偷偷把煞车弄坏。
在“既要……又要……”两难全的情况下，就需要搞清楚上头究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古以来，想要在中国的官场上生存，“揣摩上意”都是一种基本功。连我们这些下面的小老百姓，慢慢也学会了要怎么解读官方新闻中的信号。
在我看来，最近释放的信号相当不少，第一个信号是对行程码的调整，取消了星号，从14天改成了7天，鼓励人员进行流动；第二个信号是开始了新一轮的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疫苗接种工作；第三个信号是总理说了现在困难群众增多，要防止发生规模型返贫、防止冲击道德底线的事；第四个信号是卫健委官宣了“常温下体外病毒活不过一天”，不再对非冷链物品进行核酸检测……这些信号按照我的理解还是比较正面的，让我放心了不少。虽然这场“鱿鱼游戏”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但期间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接下去不会再蛮干，“游戏规则”也还会进一步调整。
困难群众增多
与此同时，世界形势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BA.5的再度席卷，以及印度疑似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不少人对BA.5的流行感到有些恐慌，日本有个研究用仓鼠做实验，显示BA.5比BA.2更容易感染仓鼠的肺部，不过卫生专家都表示动物跟人类毕竟是两码事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实验也显示BA.5结合肺部细胞的感染能力反而下降了。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真实世界的数据表明BA.5并没有引起更高的重症率——但BA.5确实是有史以来传播能力最强的毒株，比BA.2增强了一倍。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就预言过，按照全球的防控态势，病毒一定还会变得更具传播性。自从去年年底奥密克戎横空出世以来，更新迭代得非常快，一代又一代的变异亚株陷入了内卷程度极高的大乱斗，其演化的方向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免疫逃逸能力。
总有不少人担心病毒哪天突然变异得非常致命，对此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承认病毒的突变确实没有规律，有概率突变出非常致命的毒株，然而演化不仅有自然选择因素，还有人类选择因素——假如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更致命毒株或许有机会生存下来并传播开；但在受到人类干预的环境中，几乎可以肯定只有传播性更强致死性更弱的毒株能在竞争中胜出——传播速度更快的德尔塔取代了阿尔法，具有免疫逃逸能力的奥密克戎又取代了德尔塔。在人类了解了病毒感染的机制之后，还没有哪种跟人类长期共存的病毒突然变得非常致命的先例——因为在人类的干预下，这种毒株必然会丧失生存传播的优势。就好像在人类的选择下，能够把凶残的狼变成温顺的狗，一旦有任何狗表现出祖先凶残的遗传性状，就会在人类的干预下被清理掉。因此就算自然状态下突变产生了更致命的毒株，在眼下这种生存环境中，也不可能有大规模传播的机会，而是会被在残酷的“内卷”中被直接淘汰掉。
在病毒不断升级迭代的免疫逃逸能力面前，无论是接种疫苗，还是之前已经感染过，都无法避免被破防，于是现在有很多人就觉得没必要再接种疫苗了。但从数据上来看，疫苗对降低高危人群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依然是最有效的——我个人感觉，最近给60岁以上老人全面接种疫苗这个事儿其实很有深意，应该是在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大家可以自己琢磨一下。我们国家在老年人接种疫苗的问题上落后太多，其他国家都是优先给高危的老年人群体接种，等老人接种完了才轮到年轻人。接种疫苗的事情重提之后，我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都特别抵触，除了“疫苗无用论”之外，还有不少人相信疫苗有严重副作用，像钉子户一样坚决不肯打疫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社会心理现象。
我当时在印度疫苗奇缺的情况下，身为外国人之所以能够第一批接种上当地的阿斯利康疫苗，正是因为那会儿印度老百姓都不敢打，同时也觉得没有必要打。我2021年3月初碰巧带我儿子在医院打预防针，赶上医院正在推销疫苗，当机立断就接种了；4月初去打第二针的时候，疫苗已然捉襟见肘，印度政府将两针之间的间隔从4周调整到了12周，后来多亏据理力争才打上。等印度第二波德尔塔疫情正式爆发之后，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就算疫苗只提供给60周岁以上老人也完全不够，想打也打不上了。（参见《疫苗有时，归期无期——印度疫苗接种记》）
我在接种之前就听说了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导致血栓的副作用，好多人都说我胆子大，居然敢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然而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只是概率而已——任何疫苗都是有风险的，带小朋友去打过预防针就应该都知道，就算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的成熟疫苗，医生也绝对不会跟你打包票说百分百没有副作用——疫苗副作用的概率客观存在，可我们不也照样要给小朋友打预防针吗？
世界各国研制的新冠疫苗里面，中国的灭活疫苗确实不是最先进的，但肯定是相对最安全的，而且对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也有着明显的效果，可为啥有那么多人报告出所谓的“副作用”呢？
原因很简单——短时间内接种的人群基数实在太大了。凡事基数一大，幺蛾子难免就会多。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按照美国统计的疾病自然发病率，如果我们给1000万人接种疫苗，在随后的2个月内，我们将会发现有4025人出现心脏病，3975人出现中风，9500人被诊断出癌症，14000人死亡。”中国人口的自然发病率跟美国肯定有区别，但应该也差不了太多，这个数据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给12.6亿人接种了疫苗，这些人就算没打过疫苗，也会成千上万地罹患各种疾病，乃至死亡。由于有些疾病在确诊前可能毫无预兆，人们就会联想到疫苗的“副作用”，让疫苗来背锅。大家可能听过“视网膜效应”这个词——出于选择性的关注，你越是在乎什么、留心什么，就越是容易看到什么。由于如今网络的便利性，一些有着共同“副作用”的人，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组织”抱团；虽然他们在整个人群基数中只占极小一部分比例，然而由于“视网膜效应”的存在会觉得自己的情况具有“普遍性”。
我在网上看到过所谓关于“疫苗导致儿童糖尿病”、“疫苗导致白血病”的声讨，我研究了一下，大概率都是想找疫苗背黑锅。先说儿童糖尿病好了，研究显示：“中国全年龄段I型糖尿病发病率为10万分之1.01，其中0岁至14岁儿童发病率为10万分之1.93，15岁至29岁人群发病率为10万分之1.28，30岁及以上人群发病率为10万分之0.69”——I型糖尿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本来就是全年龄段最高的，而且由于现在儿童营养过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2017年的数据显示在之前的二十年里15岁以下儿童发病率增加了近4倍——说白了这个病的高发跟接不接种疫苗没关系，而是家长过分宠溺小孩儿造成的。但无论哪个家长都不愿接受自己孩子得糖尿病的事实，既然不久前刚接种过疫苗，自然要千方百计扯到“疫苗副作用”上，这其实属于很典型的“中国式巨婴”。在网上“抱团控诉”的家长大约有一千人，同期全国自然新增的儿童糖尿病应该至少有六千例，还没全部来报到呢！
所谓“白血病”也是一样的情况，中国每年的白血病发病率是10万分之7，一年大概新增9.8万人，这些病例不管是否接种过疫苗都客观存在。白血病就跟儿童糖尿病一样，在确诊之前往往缺乏先兆，让患者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容易跟阴谋论联系起来。去年年底武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出具了一份医疗损害鉴定书，表示某位患者的白血病“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被一些主张疫苗副作用的人当做了“证据”。在“异常反应”本身就不明确、且缺乏临床试验对照的情况下，用这个诊断结果去推断接种疫苗跟白血病的相关性，逻辑上非常扯淡——不能因为我们无法排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就主张上帝必然存在。出于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主张这位患者的白血病“是神的旨意”——难道你能证明不是神的旨意？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你又不是学医的，你凭啥说疫苗没副作用呢？我从来没否认过疫苗客观存在的副作用，但我可以从逻辑上来推断许多所谓的疫苗“副作用”只是人们的“心理作用”。假如中国疫苗真的有明显副作用的话，哪怕只要有稍微站得住脚的证据，境外敌对势力都一定会大肆渲染；而新加坡统计出来的中国疫苗的不良反应率，反而比国外的mRNA疫苗更低。
还有一些人反感的不是疫苗接种，而是强制疫苗接种，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早期强制接种疫苗的做法本身没毛病，全世界的儿童疫苗都是强制接种的，防疫屏障需要一定的接种率才能建立起来；但现在既然已经明确了新冠疫苗不能防感染，就不应该再进行强制要求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主动找上门来的好事儿，大家会本能地信不过。强制接种的措施，反而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强化人们的阴谋论观点，将接种疫苗同利益集团或政治目的联系起来。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疫苗更不安全
太过积极推广疫苗，反而会让人产生戒心
如果真的想要证明疫苗副作用，应该调研人群在大规模接种疫苗后，哪些疾病出现了超额发病率，那才会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我目前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是关于武汉封控的三个月内非传染性疾病的超额死亡情况——由于武汉封城期间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服务，一些患者只能在封锁和等待中死去，其中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死亡率较之往年，增幅高达50%……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上海“静默”期间超额死亡的数据，我们花了太多的注意力在新冠确诊患者上，却几乎忘了那些拥有同样生存权的其他疾病患者。
我总觉得，这场疫情之所以会存在那么久，正是因为我们的过度关注。只要持续关注疫情，疫情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假如我们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疾病上，会发现新冠其实更像一场恐怖袭击，它不是杀死最多人的疾病（心血管疾病才是），却造成了最严重的混乱和恐慌。人都是要死的，中国自然死亡率是每年千分之7.18，差不多就是每年死1000万人，假如有一种传染力极强但非常温和的病毒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感染了全中国一半的人口，就算这种病毒的症状并不会致人死亡，被感染过的人当中依然会有80万人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自然死亡；这80万人里面，哪怕只有一半赖到这种病毒的头上，也会得出“病毒致40万人死亡”的结论。
虽然听起来荒诞，然而通过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出现——因为数字完全可以被操控。一个本来就患有多种基础疾病、身体虚弱，甚至于癌症晚期的老人，伴随着感染新冠去世，死因难道不是模棱两可的吗？假如想要压低死亡数字，就可以算作死于基础疾病；反之，也可以统计为新冠死者。在香港的疫情中就有过一个极端案例，一个坠亡的死者检出了阳性，于是被计算到了新冠死亡病例中——因为按照香港的死亡统计标准，死者只要在首次确诊阳性之后的28天内死亡，就会被视为新冠死亡病例。研究人员在分析了香港的新冠死者样本后，发现大约只有38%的病例是“死于新冠”，大部分都是“死亡时伴随新冠感染”；再加上感染总人数被低估了好几倍，香港真实的奥密克戎死亡率其实远低于目前的0.75%——从全球的奥密克戎死亡率来看，这种推测是合理的。
通过这场疫情吧，让我特别感慨人类的愚蠢和狭隘，总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有些人的脑回路是这样的——从前别人一讲“共存”，就将其等同于 “谋杀”老人；现在别人一讲接种疫苗，也能将其等同于“谋杀”老人。
结束这场疫情，需要全社会的共识，首先要承认人本来就会生老病死，不打疫苗不会永远健康，不得新冠也不见得长命百岁；其次要明白生活中除了排队做核酸和隔离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时不我待的事情，将如此短暂有限的生命，白白耗费在封控和解封的无限循环中，难道不可惜吗？
世界上本没有牢笼，画地自限、以邻为壑的人多了，于是就有了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