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一本字典出事了。
事发江西新昌县（时属瑞州府，今宜丰县）。该县有一个叫王泷南的，曾因教唆他人打官司被判发配。他从发配地潜逃回家，被该县举人王锡侯举报，面临着再次发配加重刑期。王泷南遂对王锡侯心怀怨恨，反告他擅自删改《康熙字典》，另出一本《字贯》，还在序言中说《康熙字典》有问题，实属“叛逆”。
估计是想戴罪立功，王泷南还说他“愿与圣祖作抱告”（大清律例，诉讼官司中，原告可委托亲属或家人代理出庭，称为抱告）。也就是说，王泷南自告奋勇，要替《康熙字典》的版权拥有人康熙皇帝出庭，跟王锡侯对簿公堂。
乾隆治下，文字案从来都是大案，事涉“圣祖”康熙，新昌知县更是不敢怠慢，即将案情上报江西巡抚海成。海成会同各司一起查阅《字贯》，发现该书序言在赞扬一番《康熙字典》之后，来了一句转折语：“然而穿贯之难也”（很难融会贯通），还说《康熙字典》收字太多，使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看到最后还是看了个“茫然”。（《清代文字狱档》之《王锡侯〈字贯〉案》，《海成奏王锡侯辑刻〈字贯〉狂妄不法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康熙字典》，由康熙皇帝钦点多位学者根据《字汇》和《正字通》两本字典修订而成，康熙亲自作序，序中自夸它“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可想而知，字典当然就成了最权威的皇宝书，所以海成认为，“圣祖御纂《字典》，集字学之大备，为千古不易之书”，而王锡侯本无学问，《字贯》实属模仿之作，但他放肆批评《康熙字典》，“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
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文化还要挑战“圣祖”权威，实在狂妄。
于是，海成将查抄到的头版《字贯》一部共四十本“粘签恭呈御览”，并“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具奏”。
“狂妄不法”听起来很吓人，实际上，它比王泷南说的“叛逆”轻多了，所以海成只是建议将王锡侯革去功名。至于王泷南，海成认为，连奴才都不配当的人，居然说要替“圣祖”抱告，也是“慢渎不敬”，“均难姑容”。
乾隆看了奏折，一开始也以为“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着书立说，自有应得之罪”，即“批转大学士、九卿议奏”。可是，就跟上一件案子一样，乾隆过后再细看《字贯》，发现了更大问题：在该书第一本之序文“凡例”中，“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就是将康熙名玄烨、雍正名胤禛、乾隆名弘历赫然印上去，令人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从“狂妄不法”到“大逆不法”，二字之差，性质全变。
两天后，以大学士阿桂为首的六部九卿共四十三位大臣联名上折，秉承乾隆旨意，将王锡侯定性为“大逆之尤”，即大逆中的大逆，除了请旨将主犯即速解京讯问外，被株连的家属亦应解押进京受审，所有《字贯》版片及刷印出来的书，一并解京销毁。
这么一来，不但王锡侯千刀万剐逃不了了，江西巡抚海成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乾隆在上谕中骂完王锡侯，将矛头直指海成：
……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实大错谬，是何言耶？海成既办此事，岂有原书竟未寓目，率凭庸陋幕友随意粘签不复亲自检阅之理？况此篇乃书前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国家简任督抚，厚给廉俸，岂专令其养尊处优，一切委之劣幕，并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朝廷又安借此辈尸体持禄之人乎？海成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恩，着传旨严行申饬。（《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严审治罪谕》）
排比句排山倒海，如连珠炮发。骂还不够，两天后他又下旨对海成严加申饬，再次强调，逆书《字贯》中的不法之处显而易见，之前海成在查办辖区内逆书时没有及时发现，等到有人告发才上奏，这说明他之前查办逆书时“以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更严重的是，海成竟说《字贯》并无悖逆之词，这足以证明他“视大逆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天良澌灭殆尽，着再传旨严行申饬”。
申饬，相当于内部严重警告。同时，着令海成仍要按前旨速办此案，若再懈怠，将受严惩。
才过三天，乾隆越想越怒，再下一道《着将海成交部严加议处谕》。惩处升级，前途凉凉，小命难保，海成接旨，自然是“战栗恐惧，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海成奏搜查王锡侯家并将人犯押解赴京折》）
但他在极度恐惧中，还得遵旨办案，先派人押王锡侯上京，又亲自带人再次将王家翻了个底朝天，抄出旧书三百多种，还新发现一些有问题的书和文章，将所有带字的东西全部封存，又将他儿子等家属先行收监，再派人“分起”解京。
分起，因为涉及人数较多，单家属就有二十一人，无法一次性押解。
海成办完这些，几天之后，乾隆即下旨，“将伊革职，差人送京”，移交刑部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道上谕中，乾隆再次强调，“海成系满洲世仆，经朕加恩简任巡抚，乃于此等大逆之书，恬不为怪，且称其语无悖逆，实属昧尽天良，负恩蔑理，莫此为甚”（此谕《清代文字狱档》漏载，见《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戊辰谕）。
在连续几道上谕中，乾隆至少重复三遍说海成丧尽天良，可见他对海成多么痛恨。而从《字贯》的被发现，他又觉得，几年前启动《四库全书》工程，在全国进行拉网式查抄逆书，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足证江西地方官员是多么不靠谱。为此，再下旨暂署江西巡抚的两江总督高晋，要他即派员“通行访查，如有与《字贯》相类悖逆之书，无论旧刻、新编俱查出奏明解京销毁，如有收藏之家此时即行缴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后经发觉断难轻宥，即该督抚亦难辞重谴矣”。
总之就是要斩草除根，将所有异端思想清零，哪个官员再敢敷衍，从严从重惩处。
王锡侯被押到北京，严刑拷打之下招认，他是觉得《康熙字典》内容太多太杂，才删减、修订为《字贯》，方便后学。至于书中最悖逆的内容，“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的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是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只是，“王泷南将我前刻未改之书呈出，我从前不知道忌讳妄编妄写，就是我的狂悖实迹，还有什么辩处”。
到这时候，辩与不辩其实已没什么用，所谓的审讯，不过是走过场。至于列名王锡侯书中的序文作者，涉及已故原刑部侍郎钱陈群、已故前大学士史贻直等，王锡侯招认，因为他中举那一科的主考官是钱陈群，副主考是史贻谟（史贻直之弟），钱、史都是大家，他希望两人能以恩师的身份给他的书写序撑门面，但他们都推托了，他只好自己写，然后署上他们名字。
话虽如此，钱、史两家的后人还是吓得不轻。乾隆虽然开恩表示“不加究治”，但还是勒令这两家自查，家中是否还藏有王的书，有的话“即行缴销”。
最后，刑部给出的量刑是：主犯凌迟，子孙斩决。乾隆再次玩起了皇恩浩荡的把戏，主犯王锡侯“从宽”改为斩决；王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也“从宽”改为斩监候，活多几个月，秋后再处决。被连坐的王锡侯的弟弟、侄子们，“俱着加恩宽免”。
而“丧尽天良”的江西巡抚海成，也被乾隆“从宽”由斩决改为斩监候，秋后再处决。
乾隆还以“失察”的罪名，将两江总督高晋除一级留任，并将江西布政使（约等于常务副省长）周克开、按察使（省司法一把手）冯廷丞革了职，送刑部治罪（后开恩发往江南，给高晋当副手）。
至于那些同样有失察问题的府、县官员，乾隆就觉得没必要再处理了，因为杀鸡儆猴的目的已达到，省级以下小官估计吓都吓尿了，乾隆只是告诫他们说，不处理，是我格外开恩，你们要感恩，更要提高警惕，“务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如果再敢敷衍，“必当从重办理”。（《〈字贯〉案内失察之府县各员俱不必革职治罪谕》，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三十日）
也许因为海成毕竟是“满洲世仆”，自家奴才，两个月后，乾隆认为“海成虽拟重罪。亦不至死……俱着宽免释放”，被发往新疆乌什，在派驻新疆的参赞大臣属下当个临时秘书，以观后效。半年后，乾隆加封他为头等侍卫，着令他前往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负责当地事务，一年后又诏令回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上据《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一直活到乾隆五十九年。
虽是捡了一条命，可以想象，海成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肯定是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他一定会在给乾隆的第一份奏折上写：“王锡侯悖逆不法，令人发指，非极刑不足以申国法。”
这正是乾隆要的效果：你们当奴才的，就得服从服从再服从，特别是在悖逆案上，警惕性要提高提高再提高，不能让哪怕是一个有问题的字从你们眼皮底下溜走，不然的话，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就这样，一本自编字典，至少导致八个人头落地，处理了两江总督、江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省级要员。
所以，满清官员在文案上惯于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都是因为他们的上面，有一个目光如炬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