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追白鲟的人
危起伟本来是研究白鲟的，但他现在最知名的标签是“中华鲟之父”。说起来，转行的原因有点心酸：白鲟很早就没有了，继续研究下去，也只能是无本之木。
但灭绝的结论直到2022年7月21日才被正式公布。这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白鲟，可能也是最后一次。那个拥有标志性“长鼻子”、体长可达7米的“长江鱼王”，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走到进化的终点。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消息的时候，危起伟正在出差的路上。他研究长江濒危鱼类近40年，早已知晓并接受了这个结果，内心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不过他的电话很快就被打爆了。或许这一刻是白鲟研究者的“高光”时分，但没有人能开心得起来。
站在生物进化的维度来看，地球上一个物种的平均存在时间大概是800万年，而白鲟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毕竟是长江上的“旗舰物种”，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鱼。
它们每年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产卵后再返回海洋。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证明了种族超强的适应能力。
不过最近30年，白鲟快速走向灭绝。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另外26种鲟鱼，命运也大多坎坷，目前有至少三分之一处于极危状态。
对于这个结果，长江沿岸的人早有心理预期。“专家可能出于严谨还未宣布，但我们老百姓心里很清楚，（白鲟、白鳍豚）都已经灭绝了。虽然还在一级保护动物名录里，但也就是一个图片、一个标本了。”2014年，湖北宜昌市渔政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就曾这样告诉过我。
在当地年长渔民的记忆里，都储存着一副相似的画面：拉着白鲟、中华鲟的板车，引来蜂拥的围观者。有数据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可以捕到白鲟25吨。到八十年代，一年最多只能捕捞到几十尾。1988年，白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我还记得湖北宜昌的沿江道边，除了暗香浮动的桂花树，还有白鲟雕塑，仰天长鼻、鱼尾活泼翘起，仿佛刚跃出水面。
现实中，白鲟最后一次跃出水面是在2003年——中国最后一只白暨豚“淇淇”离世的第二年。
当时得知消息后，作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危起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科研人员救活了那条受伤的成年白鲟，并用超声波在它身上做了标记。
白鲟一跃入江，危起伟等人随船追踪信号。这条白鲟会游到哪里？它是一路孤独地潜行，还是中途会吸引其他同伴的现身？相信整船人应该是满怀期待的。
这大抵是科研团队距离“解码”白鲟最近的一次机会。过往人们对长江白鲟的习性、繁殖所知甚少。2003年以前，白鲟留给人类的影像，要么是葛洲坝下三四米长的尸体，要么是被五把大鱼钩刺入体内后的奄奄一息。即使捕获后未受伤，这种大型野生鱼类也极难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存活，它们甚至会主动“绝食”。
遗憾的是，那艘追踪信号的船在两天后触礁。当天是大年三十，一时找不到修船工人。就这样，他们失去了白鲟的超声波信号。
2003年以来，危起伟带着团队在长江上找了8年。期间，他们还登上了一艘总长19米、专为白鲟调查和救护设计的白鲟科考船。科研人员用尽各种办法，探捕、走访、技术手段监测，最终却是一无所获。“有非常多的遗憾，很可惜。”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及资源保护中心主任何舜平，曾在1980年代亲手参与过制作白鲟标本。他研究了几十年的白鲟，“但是没有了相关的资料，这个要停下来了。”
他的同行危起伟，研究重心早已转向中华鲟，并由此积累下一些经验。他告诉媒体，“如果现在再发现白鲟，我们相信肯定能将其救活。”
只是世间万般遗憾的源头，大概就是没有“如果”。按照白鲟平均30年的生命周期推断，那条承载着科学家执着的念想、承载着一个珍贵种族最后的繁衍希望的成年雌性白鲟，可能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就已经死去。
2014年第一次见到危起伟的时候，记得他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白鲟可能是要第一个灭绝的。鲥鱼是否灭绝现在不好说。鳤鱼等大型鱼类也会走向衰亡，未来保不准会自然种群消失。”
2020年1月，危起伟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白鲟已经灭绝。事实上，几个月前，IUCN专家们已经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只等最后一刻向公众宣布这一结果。
02“晚了”
长江珍贵鱼类正在排队走向灭亡，这是长江生态多样性的一个损失。
在2017年的长江全流域科学考察活动中，专家们就发现，有140种历史上曾报告过的长江鱼类没有现身，且大部分是高度濒危物种。
不少专家将濒危物种走向灭绝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活动，尤其是葛洲坝的阻隔，以及三峡及金沙江流域的水电站。
危起伟甚至用过一个措辞激烈的词——“罪魁祸首”，来形容那些水利工程对珍贵物种的威胁。
白鲟、中华鲟的习性都是洄游产卵。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前，专家赴国外考察回来后，形成两派对立意见：一派仿效欧美，设计预留12米宽的过鱼通道。但当时修鱼道的技术难度大，而且成效尚不能预计。另一派则根据“鱼类克服流速能力”的实际数据，提出中华鲟等鱼类可以在坝下形成新的产卵场，进而通过增殖放流可以缓解对种群的影响。
“葛洲坝鱼道之争”曾轰动全国。
1981年葛洲坝截流，一期工程完工。截流后的秋夜，葛洲坝附近的渔民见证了惨烈而罕见的一幕。当时准备上溯至金沙江产卵的中华鲟，在葛洲坝底下被机组涡轮打得“头破血流”，“一坨坨”的残肢飘到沙滩上。它们凭借基因中的集体记忆洄游回来，却无法继续前进。
但囿于当年科研人员在葛洲坝下发现中华鲟产了卵，修鱼道方案被彻底搁置。自此，洄游鱼类产卵的中途，成了终点。
中华鲟被迫在葛洲坝下方形成新的产卵场，原来的16处产卵场变成1个，面积约5公里，不足此前的百分之一。
一位院士曾告诉我，当年修葛洲坝的时候没有环保意识，过了很长时间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晚了”，他说，那些珍贵鱼类的种群已经缩减比较厉害。
其实水利工程还带来水体滞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鱼类的生物节律。至于水质污染、船只通行、早年过度捕捞等对长江水产生态的影响，这些自不必多说了。
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相对还算要幸运，起码找到了新的产卵场，且可以进行人工繁育。20年间，长江增殖放流了800多万尾中华鲟幼鱼。
不过根据长江口监测估计，人工放流的鱼只占资源总量的5%，且至今没有发现回来产卵的放流中华鲟。
更大的危机在于自然繁殖的停止。从2017年到今天，5年了，危起伟团队还没有发现自然繁殖的中华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如果完全没有自然繁殖，这个种群也很难保存下来。他估计，“是海里没鱼（注：中华鲟）了。”
增加增殖放流量，或许能延缓种群走向灭绝的时间，但也只是延缓。要挽救众多濒危鱼类，根本上还是改善整个长江生态系统。在这方面，江豚的保护已经取得了还不错的进展。
有专家对外呼吁，一些物种不要等到功能性灭绝了，再去保护，那就真来不及了。
2020年1月开启的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渔，为濒危鱼类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长江大保护的生态修复之战也已经打响。
可惜白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人类活动已经使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了1000倍。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内有一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每块墓碑都铭刻着一种动物的名字，墓地记录了近300年以来灭绝的物种。
不出意外的话，最新一块墓碑将为白鲟而立。我们这一代人，不幸成为了白鲟灭绝的见证人。
相较之下，2003年站在长江边、目送那条成年雌性白鲟回归长江的人们，或许是幸运的。那纵身一跃，是一个生活了上亿年的种群，留给世人的最后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