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7日，一名戴着口罩的学生抵达北京的一所小学。
"双减"实施一周年后，中国学生们过得还好吗？中国政府原本希望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但政策落实一年下来，产生哪些问题？
“双减”落地后满一周年的这个暑假，学生们能放开玩了吗？在湖南长沙，至少吴廷辉接触到的孩子不是那么轻松。
吴廷辉是教育工作者、一名初中学生的父亲，他告诉记者，“我们学校小学生一般是下午3点多放学，放学后70%到80%的人就进补习班，中学生是5点以后下课，中学生、高校生，90%以上都进特长补习班，有体育类、音乐类、绘画的，五花八门。”他说。
教培地下化与私教盛行恐使资源重分配
去年7月24日，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家长开支，出台“双减”政策，却首先重创教培行业。
中国媒体新浪财经在26日的报导中援引中国人民大学一份针对“双减”政策的研究，指从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北京、上海、杭州，三个教育重地教培机构大幅度减少，其中，上海减少了近1500家，而杭州的教培减少比例最大，接近70%，可见“双减”在遏制教培扩张方面效果显著。
不过，这个研究也发现，私人教辅机构数量已达70多万家，远高于约21万的公共义务教育学校，其中，2021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仍约有70%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知名中国教育专家熊丙奇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通常采用一对一私教，因此较不会受到“双减”影响，首当其冲的反而是中产家庭。他分析，“双减”使部分教培地下化，不仅更加分散、监管难，也成就“卖方市场”，增加这些家长的支出。
“因为是面临著违法的风险，而且供给的量减少，如果家长需要，他可能就会提高价格，家长若选择地下学科培训，费用可能就会更高。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请私教，都可能导致培训负担加重。”熊丙奇说。
上海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25日报导，“双减”政策推出后，反而催生庞大的“补习黑市”，使经济富裕、人脉丰富的中上阶层家庭更容易获得补习资源。报导引述一名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除了须支付孩子1对3的外籍家教费用，还须安排7岁孩子在暑假上英文、中文、数学、绘画、芭蕾、电脑和游泳等课程。这位家长表示，“双减”让补习费用更高，以往小孩的英文班学费大约是一年2万元，现在则是两倍。
吴廷辉则告诉本台：“一个孩子不只一个补习班，一个补习班大概半小时或50分钟，每月收费一千多到三千不等，有的孩子一个月的补习费也要上万块。富人家的孩子，能够在年少的时候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接触各种各样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
中国一所小学正在上课的学生
城乡资源不配不均加重校际差距
“双减”除了使教育资源反向重分配给中上阶层家庭之外，熊丙奇认为，“双减”意味学生更倚赖“校内”教育，但因为城乡差距伴随而来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成了潜在问题之一。
“不同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学业表现，（可能会）差距拉大，（这政策）更强调学校的作用，但由于义务教育不均衡，会放大学校的不均衡……这样叠加，可能会导致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更差，达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使城乡差距、校间差距可能加大。”熊丙奇分析。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8月1日起将施行《北京市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其中规范若“双减”政策落实不到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将被问责。不过，现阶段学生仍面临中考、高考等压力，首要目标仍是增进学业排名、考进知名高校，如何平衡学生家长的压力和需求，才能够“治本不治标”？在“双减”政策出台一年后，外界恐怕仍在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