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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习近平摆臭脸的坚忍外交家

作为优秀的外交家,安倍能屈能伸,百折不挠,不惜为外交目的而“降低姿态”。2014年在雅加达,安倍会见习近平,被习近平一张臭脸相对。2015年,安倍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普京,因为稍微晚了一点,所以一路小跑赶去和普京握手。2016年,安倍在川普当选未几,就亲赴纽约与川普会面。2017年,安倍在川普上任后首次访问美国,被川普的“大力握手”搞得疼痛不已。2017年,为了陪伴川普打高尔夫球,安倍一个不慎摔入大坑。

安倍的国际关系政治遗产中,“抗中”不是最重要的,但在时间上却是安倍大展拳脚的起点,也是其后来外交遗产的暗线。(美联社

安倍的历史遗产──国际篇

上文讨论了安倍对日本的历史遗产,本文接着讨论安倍对世界政治的历史遗产。安倍是一个国际事务比国内事务出色的政治家。安倍既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其国际政治的眼光,对复杂形势的判断力,在艰难时势的坚忍,其能屈能伸的外交手腕,汇成了丰厚的历史遗产,更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领袖”。安倍的去世不但是日本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

第一,“抗中”先锋。

在安倍的国际关系政治遗产中,“抗中”不是最重要的,但在时间上却是安倍大展拳脚的起点,也是其后来外交遗产的暗线。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位。

最近因应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针对美国和台湾的舆论战。在过去十年,这类规模庞大的舆论战出现了至少五次。相反,在2012年之前的大约三十年,并未出现类似规模的舆论战。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外交偏离了“韬光养晦”道路之后的“积极有为”,后来进一步演变为“战狼外交”的产物。

这五次分别是:第一次,2012年,钓鱼岛争议,对象是日本。第二次,2016年,南海仲裁案,对象是菲律宾、美国和国际仲裁庭。第三次,2018年,美中贸易战+孟晚舟事件,对象是美国和加拿大。第四次,2019年,香港逃犯条例事件及其后续(包括国安法和改变选举制度),对象为英国和美国。第五次,2020年,病毒溯源+中国责任,对象为美国和澳洲。

另外还有一些较小规模的,如黄岩岛事件(菲律宾)、仁爱礁事件(菲律宾),新疆“再教育营”和新疆棉(美国、欧洲),以及现在的乌克兰战争(整个抗俄共同体),我没有计算在内。因为与以上五个相比,那些都不算全力以赴的舆论战。“全力以赴”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不管是不是相关的,都加入了这个战团,在各国媒体中主动展开外交、公关和舆论攻势。

分析一下这类舆论战的成因、发展、策略以及正义性等因素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但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日本安倍晋三在第二任上任之初,正是中国第一次发动全球舆论战之际。

日本此前因为“尖阁列岛国有化”而得罪中国,中国舆论战已经开打。安倍上任后到靖国神社奉上“真榊”,被中国斥责为“拜鬼”、“为军国主义招魂”,进一步加大舆论战力度。中国不但发动了全国媒体,还发动了整个外交系统,在全球主要国家攻击日本。中国来势汹汹,高举“违反雅尔塔体系”、“破坏二战成果”、“军国主义复兴”、“不肯为二战道歉”等大棒。其中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更把安倍比喻为“伏地魔”,这种丝毫不顾外交礼仪地赤裸裸地攻击某国元首,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我们可以看到,此后四次舆论战,中国的对手都有美国在内。在美国之外的对手也全部都是“英语系国家”(英语是菲律宾两种官方语言之一,菲律宾人大都能说英语,因此菲律宾也是英语国家)。英语在全球媒体中有优势地位,比中文强得多。中国落在下风非常正常。

然而,这第一次全球舆论战,日本孤军作战,美国没有援手。日文的影响力相对中文还是略逊一筹(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和中国针锋相对,全世界硬碰硬地抗击中国的全球舆论战,还最终占了上风,中国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安倍晋三上任于中国的空前高压之际,“抗中”成功,日本政府的表现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在国内振奋了日本的抵抗意志,在国外显示了日本的实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安倍晋三才得以推广其标志性的印太战略。

安倍晋三实为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美联社)

第二,印太战略的总设计师:积极和平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海洋、QUAD。

安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师,也是一个“话语发明家”,在他执政期间,他发明出令人眼花撩乱的新话语,最终打造了印太战略。

在抛开“道歉外交”之后,安倍用“积极和平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外交”,奠定了日本外交的基石,打响对外宣传的招牌。两者都有非常重要,区别是:前者既有对内说服日本人民的成分(表明日本没有放弃和平主义,见《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日本篇》),也有对外宣传日本主张的成分;后者则基本是对外的,着重于对外申明日本的立场。

积极和平主义让日本也进入了一个“积极有为”的年代,这和中国的外交路线变化几乎是同步的。实际上,2009年的索马里海盗都是两国海军第一次执行海外任务的开端。但中国的“积极有为”是既定政策,从2009年开始就变得明显。日本的积极和平主义要克服国内和国外的压力,实行起来要突破的障碍比中国多得多。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交发端于安倍第一任时就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安倍和时任外相麻生太郎2006年倡议与日本同样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的国家进行合作,进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方针。这个战略明确了日本的外交方向。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之弧”,就暗指从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延续到印度的岛链。2008年,日本和印度签订了《印日安保共同宣言》,这堪称后来四角安全对话机制(QUAD)建立的第一步。虽然签约时安倍因为身体原因辞职,但继位的麻生太郎是安倍时代的外相,这也应该视为安倍外交路线的成果。

到了第二任之初,在钓鱼岛危机中,安倍进一步提出“亚洲民主安全之钻”(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构想,明确提议组建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国菱形连线”,这个倡议就是QUAD雏形。这时美国对此毫不积极。当时美国提出的是“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这时美国眼中只有“亚太”,没有“印太”。

到了中国在南海积极扩张,美国开始担心在亚太的航海自由。安倍又适时地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自由与开放,都切中美国的担忧。这时澳洲也感受到被中国渗透的危机。菲律宾反美总统杜特尔特上台,美国在南海最大的伙伴一下子“背叛”了。外交软弱的奥巴马也下台了。于是到了2017年,在川普上任后,以防长马蒂斯等人为首的美国战略强硬派开始积极响应安倍的倡议,打造构建基于QUAD的印太战略。四国开始外长、防长级别的会议,进行年度四国军演。到了今年,美国总统拜登到日本出席第一次QUAD线下元首峰会,QUAD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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