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锦，1952年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副社长等职务。他的调查报道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公开肯定，是中国智囊型记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型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惟一出现的记者形象。
吃食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地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这样的句子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fengylye注明读者）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像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
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
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
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
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