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5个月后，张书瑶终于收到了一家坐落于一线城市某公司的录用通知。
雀跃之后，她面对的依旧是矛盾丛生的现实：这家公司处于初创阶段，规模非常小，产品发展前景不大，也许朝不保夕。并且她知道，在那座一线城市，三四千块钱都租不到一间像样的屋子，早晚班地铁上挤满了沙丁鱼一样疲惫的打工人。同事提醒她，如果想确保不迟到，每天要有半个小时的预留通勤时间。
但此时的她没有更好的选择。求职碰壁后，她考虑过国企和公务员，因为自身学历不过关，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她考虑转型成为设计方面的知识付费博主，但这需要长期的时间成本和运营资源积累；她还看到有很多前互联网人去成都摆摊，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地摊上光鲜亮丽的自拍，但张书瑶深知，这不过是擅长追风口和营销作秀的互联网人集体演出的一场盛大自嗨而已。“互联网失业的人的确很多，但大部分从业者要么年轻学历好，要么有充足的财富积累，要么有家庭有伴侣支撑，即便我们面临同样困境，因个体情况不同，也都有不同的境遇。而每个人的故事，不应该被变成脸谱化的事件和一堆冷冰冰的数据。”
邓欣就是一位即便不工作也无生存之虞的互联网失业女性。今年31岁的她刚结婚没多久，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家庭在北京的房贷、车贷以及日常花销。但已婚未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她职业道路上的阻碍。还没被裁的时候，邓欣在职场上对生育这个话题总是避之不及。领导在的饭局上，有同事直接问她备孕计划，她急忙回答“还没有这个计划”；平常同事聊天，有人旁敲侧击问她什么时候要孩子，她会明确回复：“不考虑这个事情。”
被裁员前，邓欣在某互联网大厂做到了P7，中文名称是“高级产品经理”，年薪超过70万。但从大厂“毕业”后，找了四个月工作的她，至今还没有收到一个offer。
因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丈夫建议她把孩子生了，“他说就算这两年不工作，你要是能够把一个娃生下来，其实你也完成你的KPI了。”但备孕一段时间后，邓欣发现自己是不易受孕体质，她觉得此前近十年晨昏颠倒的生活，也极大损耗了自己的身体。邓欣担心，自己如果四五年还生不出孩子，又中断了工作，那未来该如何呢？
她也担心，无业会影响自己的家庭地位。事实上，失业以来，她已经极尽所能地省钱，出门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铁，非必要不打车，她不想被丈夫认为是“不赚钱还喜欢乱花的人”。
考虑再三，邓欣决定继续求职。她把目标投向自己毕业时嗤之以鼻的公务员、国企，但发现有着极高的跻身门槛，“国企月薪8000的岗位，大都需要你满足北京户口、名校硕士、中共党员这几个硬性条件；而且公务员的考题非常难，根本不是轻松能通过的。”她又把目标转向了性价比较高的外企，但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语言能力证书，被拒之门外。于是，邓欣开始每天背新概念英语课文、打卡单词背诵软件，还约见了哈佛毕业的前同事，向她请教“该怎么搞个哈佛的学历”。虽然看不清前路，但她觉得坚持学英语准没错，“据说人在低谷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要学英语。”
张书瑶很快就要动身去那个一线城市工作了。临行前，她认真回顾了自己十几年来的互联网沉浮往事，觉得自己也算得上搭乘了时代快车道，只不过泡沫终将破灭而已。未来，她希望抛开那些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定义，“之前认为工资越高就越成功，不能晋升就是失败的人生。但其实，工作的当下是否愉悦，生活的当下是否快乐，才是我真正该思考与追求的。”
“人生不是乏味单一的轨道，而是充满可能性的旷野。”她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