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告诉我，北京家中的小区统一安装了人脸识别的门禁。“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和小区保安说一声就放你进去？”我问他。“当然可以！我和老李（注：小区保安）很熟。但他也叫我尽量刷脸，街道会来检查。”父亲回答。
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我不意外，只是好奇会对父亲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母亲此前告诉我，父亲因和一位COVID-19确诊病人在同一天去过同一家超市购物，七天后“被大数据发现”，社区联系他要求居家隔离两周。“你爸被吓得够呛，这事之后有好几个礼拜出门不带手机，宁可步行也不坐公交车，也不去超市买菜了。”母亲对父亲的“过度反应”感到生气又可笑。我追问：“他被什么吓得够呛？是害怕感染病毒，还是害怕再被莫名其妙隔离？”“可能都有吧。”
我是有一点担心，不是担心病毒，而是担心他因为对科技的“畏惧”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很难说父亲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隐私权利意识或对威权政府的反对，而做出这近乎于行为艺术的“抵抗”。我理解这更接近一种本能的逆反，揉杂了一点恐惧。如今的中国，再迟钝的人，也会知道有一双“眼睛”随时在看着你。没人知道这套监控系统运作的全部细节，例如母亲不懂为何父亲在去过那家超市七天以后才被联系，但这套系统的存在本身，无形中规训着人们的言行。
假如你只是如我父亲一般的退休老人，活动范围不大，甚至因为种种原因有意避免公共场所，是否有可能不被政府的视频监控纳入采集对象？现在已不存在这样的空间。
从“科技强警”到“一人一档”
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局公布了一份“雪亮工程”监控项目招标文件，其中对重点人员“一人一档”的描述，使我们得以一窥“未来已来”的数字监控国度场景：“利用摄像机自动抓拍人脸……能够接入出租屋租赁信息、社区门禁刷卡信息、卫生所挂号就诊信息、宾馆入住信息、网吧上网信息、幼儿园及小学家长联系信息，汇集各类人员活动轨迹记录”。各类数据系统打通后，还计划建立“重点人群积分预警模型”，对异常轨迹和异常行为进行积分，达到阈值后自动报警，再由人工介入。
除了“昼伏夜出”等在招标文件中写明的异常信号，我们尚无从得知该模型实施的程度和细节，但结合联网的数据源，不难想像这样的场景：一位“流动人口”，近期频繁出入的网吧、餐馆较以前的消费水平高了一个档次（无论是通过消费记录还是人脸抓拍），是不是可以怀疑他的财产由何而来？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员，频繁出入同一个高档小区，是不是在为下一次犯罪行动踩点？系统多次捕捉到一位大学生与某位政治异见者共同出现在画面中，是否可以怀疑他的思想动向？又或者，系统监测到我父亲被隔离一次之后，不再去常去的超市、餐厅，同时又未检测到他搬家、住院的信息，是否可以怀疑他采取了某种手段逃避政府监控？结合网格化管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主动上门调查，甚至不需要任何实际罪行的发生，这套系统将真正的“防患于未然”。一个个摄像头，如何构建起庞大的数字利维坦？这背后是中国监控系统25年的发展历程。
1998年，公安部开始了“金盾工程”，主要搭建基础数据库和科技平台以及初代的网络防火墙，实现“科技强警”。2005年，“3111”工程开展城市报警与视频监控系统的试点。经历数年地方实验，“平安城市”公共视频监控建设项目借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在各大中城市铺开。这一阶段中国还在“蹒跚学步”。受2001年“九一一”事件和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等恐怖袭击的影响，各国警察部门都在大城市的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以协助治安，中国政府还曾派代表团去认真学习过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设备也主要依靠进口。
中国很快就在监控技术上超越了西方国家。2010年代，三期“平安城市”被纳入到大规模的视频监控“天网”工程之中。2016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市场，近万亿的中国市场规模，政府采购占了60%。据分析人士，如今全世界近10亿个摄像头中，超过一半以上是中国的。如此推算，全世界每四个摄像头中就有一个是中国政府采购。人脸识别等高科技也大规模应用。2017年曾有BBC记者获准在贵州挑战天眼系统并拍摄纪录片，他的人脸被数据库标记为嫌犯后，不到七分钟即在市区被警方截获。
政府采购催生出了庞大的产业链。香港科技大学的黄靖洋及蔡欣怡（Kellee Tsai）曾研究最近十年中国安防行业的崛起与由此而来的国家、产业关系。从战略上聚焦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需求的浙江企业，很快超过先发但停留在基础代工的广东企业，成为世界性巨头。如今大华、海康威视、宇视这三家浙江公司就占据了全球监控市场份额的30%。完全自主的科技，也更让中国政府大规模建设监控设备时放开手脚。
政府采购文件显示监控摄像系统还在不断升级。例如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斥资1037万人民币，购入了335台最先进的高清监控摄像机及配套设备。现在系统将对数百个摄像头的画面进行自动轮巡，人脸识别设备将具有越界入侵、人员徘徊、人员聚集等的识别和自动报警功能。
一份2019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采购公告显示，公安机关开始全面、系统地“接管”各类私营场所监控摄像。夜店、KTV等按规定必须安装摄像头，但因不满私营企业“出于应付检查的目的安装设备”，海淀分局耗资1071万人民币对辖区内106家歌舞娱乐场所统一重新购买了监控设备，布设光缆直接接入属地派出所。
政府监控部署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私人住宅也没有例外。我找到了父母所在小区的一份2020年的采购文件；北京市东城区的这个街道以近两百万元的价格，为辖区内的10个小区采购了海康所产的30个门禁、31台车辆抓拍摄像机以及配套设施，包括为居民准备的上万张门禁卡。这不是业主委员会或楼盘开发商的举措，而是由街道办事处，即基层政府开展的统一行动。
据北京市公安局2021年下发的《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指南》，今后要以用于居住的小区、村庄、平方院落为重点，围绕入口部署视频监控设备、车辆识别设备和智慧门禁。人脸识别门禁是所有小区必备，并要在每一次人员和车辆出入时记录居民姓名、开门方式及时间、身份证号、现场采集人脸、居住属性（自购住房、租赁、访客等）等，并上传至区公安局。这一项目也在其他城市开展。这意味着，未来几年这项工程全面铺开后，你每一次离开或回家，抑或去其他小区拜访朋友，信息都将被政府记录。
这样一张无所不在的监控“天网”，最终要实现的是不再以地点为维度，而是以人为维度的全新监控模式：也即是将一个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信息系统中的出现全部记录，生成关于每个人行为模式的数字档案。
普天之下，莫不在网格之中
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名为“雪亮工程”的新一轮大规模视频摄像头建设。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视频监控只局限于城市的重点公共区域，中国政府则要做到“无死角、全覆盖”。“雪亮工程”由中央政法委牵头，重点在县、乡、村一级建设摄像头，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雪亮工程”不局限于农村，亦包括城市的居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