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亮”语出毛泽东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特别意义不仅在于首次从城市拓展到乡村，更在于强调群众参与。农村里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顶盒都可接入视频信号，电视机与手机APP上都可查看图像并“一键报警”。民众直接参与只是辅助，更重要的是和近几年正在推广的“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官方定义“雪亮工程”就是一个“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曾把劝阻一起女子跳河自杀事件作为“先进典型”（即范例）上报。值班的网格员在夜间查看辖区内河道监控时发现，一位女子面朝浉河坐在大桥之上，似乎是准备跳桥。接到通知的巡逻队员在女子翻越护栏的瞬间赶到，将她拉回。“这个被救助的女子不仅要感谢巡逻队员救她，更应该感谢的是网格化服务管理和雪亮工程。当时夜里凌晨一点多，又是深夜寒冬，桥上基本没行人了，是我们的网格管理员在监控视频发现了她不正常的行为轨迹，然后第一时间通知巡逻队员前去救助她。”平桥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说道。
各地“雪亮工程”的典型案例中，包含了许多这样的基层事务，例如制止农民焚烧秸秆、发现电动车违规充电的消防隐患、处理河流中飘来的动物尸体……这些事件体现出近几年“雪亮工程”基层监控系统不同于以往的若干要素：公安机关不再是监控唯一的使用者，半正式的政府雇员网格员承担了更多初步工作，监控不再只用于监控特定人群或事发后破获特定犯罪事件，“普遍监控”将一切“安全隐患”都纳入预防之列，兼具社会服务功能。
“网格化管理”早在2003、2004年应对非典及迎接奥运期间即在北京和上海有实验，2013年首次进入中央文件后，2017年大规模铺开，在近几年重提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的背景下变为一种常态手段，和监控系统搭配建设。基层社区被划分成一个个网格，在城市每个网格300户、乡村每个网格100户左右，专职网格员要做到基本了解每一户的大体情况，成为政府与社会交接地带真正的“毛细血管”。据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数据，全国目前有至少450万网格员。疫情以来，已经进行了数年先期部署的网格化管理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因需求骤增，网络论坛上许多人咨询“网格员”这一新兴职业，有人回答：“网格员顾名思义，就是你负责一片网格，那里有临街店铺、住宅、出租房，有些有厂房、高楼建筑，你的任务就是每天巡查这些地方的安全隐患，包括不限于人口、卫生、消防、治安，还有社区服务……总体而言，网格员就当做古代的地保里长，你必须熟悉你所在这片区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口流动，邻里纠纷等事情。”相当多年轻人对这样琐碎的工作颇多抱怨，只作为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准备“考公考编”之间的缓冲，在他们的讲述中，居住在本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年“大爷大妈”，才是稳定的网格员大军的来源。
这类半正式的政府工作，虽然要“代表政府”去搜集信息、化解矛盾，网格员却并非公务员，而是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合同，根据地区不同，月薪一二千元到四五千元不等。网格员成为政府与社会的交接点，并在此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网格员要“三必到”：居民有不满情绪必到、有突发事件必到、有矛盾纠纷必到；“三必访”：困难家庭必访、特殊群体必访、信访户必访。工作手册还列十二大职责，大致可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发现隐患，例如即上访户、精神病患者乃至少数民族对政府的不满或需要解决的诉求，对餐厅、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也在职责之列；第二类是化解民众之间的小微矛盾，减少成为诉讼、上访、暴力冲突的可能，但网格员并无执法权，只能用劝说、协调的方法；第三类则是社区服务和其他杂务，例如帮助独居老人、贫困家庭，配合上级政府的各项临时任务等。
网格员是某种程度上的专职“维稳员”，只不过是用“怀柔”而非“镇压”的方式，以“居民的管家”而非执法机关的身份出现，且重点在“防患于未然”和“大事化小”。襄阳市召开的基层治理推进会就明确将“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的结合定为以下五大行动：矛盾纠纷大排查、公共安全大整治、网络环境大清理、信访积案大化解、社保风险大防控，以“将各类重大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官方报道中，山东省的一个社区网格长张松江，“24小时抱着他的平板电脑”，以查看片区内8个“雪亮工程”监控点。监控查看的任务被下放到网格员中，“综合治理平台”再将各类异常情况转给公安或其他部门，相当于在基层问题与警察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带”。在央视的宣传片中，南充市公安局老君派出所的民警屈国礼视“雪亮工程”和基层综治为自己的救星，以往他一个人要负责解决辖区内数万居民的所有警情——实际的情况是大量的问题就不会去解决。
当被监控的对象拓展至普通人时，摄像头另一端进行监控的人也在变化，由国家执法人员变成了生活里的“张大妈”“李大婶”，政府不再处处与社会直接生硬对撞，而是利用社会监控社会。一张细密的社会监控之网，铺在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之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处在一个特定的网格之中，每一个网格之中都有足够的摄像头去采集资料，也有对应的网格员去搜集信息、化解风险。
2021年4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地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增强基层政权能力建设，网格化管理与信息化的结合则是核心手段。“网”的要义是覆盖性，即要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到每一寸土地。这是新时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不在网格之中”。
替代“警察国家”：监控系统的政治逻辑
以“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为代表的隐性“监控国家”控制手段，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重大路线选择，将之与其他显性“警察国家”的威权国家区分开来。
按照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威权政府因为缺少自由媒体、竞争性选举等反馈渠道而在信息方面处于劣势，无法准确判断社会情绪和民众支持度，易发生“脆断”－－即社会表面看似平静却忽然爆发革命、政权毫无征兆垮台的情况。这种情况已在近代威权国家的历史上发生多次，2010年突尼斯突爆发“茉莉花革命”，就是“脆断”的例子。
为压制因不满产生的集体行动，威权统治者需要维持强大的暴力机关，并默许他们超越法律的特权。但强大的暴力机关有巨大的副作用，常会反过来威胁当权者的政治安全。美国政治学者格雷滕斯(Sheena Greitens)提出“独裁者悖论”：“独裁者可以选择优先扼制社会抗议，也可以重点预防政变，但很难同时高效做到二者。”
中共对这样的统治困境似乎有充分的认识，一方面尽其所能搜集社会信息，一方面对警权的过分发展有着充分的警惕，两方面趋势在最近十年愈加明显，这是“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等监控系统得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政治逻辑。
自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人口流动频繁，原有的毛泽东时代的“户口”﹑“单位”等物理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已不能延续。80年代中期至今，人口由十亿增长到十四亿，但刑事案件却由每年50万起增加到了到2020年的470万起，即人均案发率增长了近六倍。在2012年峰值之前，更是逐年上升。作为对比的是破案率从八十年代的超过70%，下降至如今不到40%，这“一升一降”或许最直接体现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面临的治安和维稳压力。
相比于实际的压力，中国始终有意在限制警权的过度发展。近二十年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6%的区间，仅在奥运会前的2007年达到峰值7%。尽管绝对数值一直在增长，但考虑到中国政府财力的发展，并未不成比例地扩大。
在限制暴力机关的人员规模、政治权力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法与党内其他系统之间，曾进行过多次重要的博弈与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鹏的研究显示，中央曾有意限制地方发展警力的需要。治安问题最突出的九十年代初，广东等财力充裕、治安需求又大的省份以“地方自定编制”的名义自主增加警力，短短几年内“地方编制警察”就占了超过一半的总警力。90年代末，随着公安系统从“放权”到“集权”，公安部一次性将30万地方编制统一转成国家编制，不再允许地方自定编制。而即使在警力经历了一轮地方适应性增长的1996年，中国警察队伍扩大至87万人（不含军队系统的60万武警），平均每万人口警察7.4人，仍远小于美国学者沃克（Samuel Walker）提出的每万人口25名警察才可基本维持社会稳定的经验法则，更小于同期每万人口35名警察的世界平均水平。
政治上的周期性变化出现在最近二十年。新世纪“政法沙皇”周永康在位期间，政法系统曾放任发展了一个时期，而在近十年遭到党内的打击与平衡。2013年，已退休的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是唯一一位改革开放以后被公开处理的政治局常委。2010年以来，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公、检、法三家之中公安一家独大的情况被一定程度限制。2015年，武警被从公安系统中剥离，直接由中央军委指挥，也显示出对原有系统的不信任。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展开了三十年内最严厉的对政法系统内部的整顿。一系列举措体现出对政法部门长期、系统性、战略性的压制与平衡。
种种明确的动作都可以看出中国有意避免走向“警察国家”。“刀把子”一旦掌控不好，这些维稳工具反而会最直接地危害政治安全。中纪委对近期落马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傅政华等人的通报，极罕见地直白地指出他们的核心问题不在贪污腐败，而在政治上的不可靠。
中共对公安系统强调回到“群众路线”的社会管制策略。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政策文件，纷纷重提新时代“枫桥经验”——1960年代浙江枫桥总结出的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方式，因受到毛泽东重视而被推广。依靠和利用所谓“群众”，是中共治理的一个根本思路。
最近十年，科技的发展使大规模数字监控成为可能。人脸识别监控摄像、政务云等科技层面的进步，配合以中共历史悠久的“群众路线”治理技术，使得中国建筑起细密而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这是官方颇为骄傲的宣传语，这套系统提前识别所有可能的安全隐患并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而大大减轻对暴力机关的依赖，成为中共绕开“独裁者悖论”的一条新路。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在新时代遭受着挑战。数字时代，人们几乎一切行为都留下数字痕迹，威权政府对本国的数字空间有着巨大的权力而不受制约，无论是强制搜集信息，还是要求私营科技公司进行配合，相比民主政府都有着巨大的“优势”。会不会在数字时代，民主政体才是处于信息劣势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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