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生的，比“共和国”大十岁。目前已经步入老年，往事虽不敢说都历历在目，但自信还没有到统统忘光的地步。趁着铁流先生汇编《往事微痕》的机会，赶快把那些还有“微痕”感触的回忆写成文字，以为后来者们将来修订“官史”时参考吧！
一、这“反”那“反”，不断地“反”！
按说，50年上初中，53年上高中，记忆力应该是不差的了，可惜当时对政治实在是一窍不通。所谓“感觉得到的并不等于就能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一点不差。那时各种各样的“反”，虽然感觉中是一个连着一个，但已经记不清、分不出：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运动，是从哪年始，到哪年终的了。
那时一般人家不订报纸，更没有收音机。国家大事只能是听各人所在的“组织”传达（那时还没有后来的广播大喇叭）：学生听学校的，居民听居委会——所以才有“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说法。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得比较好的数学老师和一个语文老师忽然不见了。后来才慢慢透露出来，一个是“肃”出来的历史反革命，一个则是“隐藏”的胡风分子。一个小县城里的规模不大的中学老师队伍里，起码就“反”出了两个，比例恐怕已经不会低于5%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看枪毙“反革命”：在中学操场外面，隔着城墙，经常会听到枪毙人的“砰、砰”声，胆子大的先去看过的同学会回来描绘那“刺激”的场面。女生是断断不敢去看的，男生如果一次都不看又怕会被讥为胆小。于是我大着胆子跟同学去看了一次：远远地听见有几声枪响，等部队撤了以后人们才围拢过去。地上匍匐着三个人，似乎还是穿着长衫的，当然是一地的“红”和“白”。脸朝地，看不清啥模样。我想，即使脸朝天，恐怕也看不出模样——那时似乎还没有后来的“人道”，枪只打心胸。更让人心悸的是，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从人丛里冲出来，向其中的“他”扑了下去。并没听到哭声和见到眼泪，只见她把“他”从头摸到脚，然后把他掉了的一只单鞋后跟拔了上来，又把另一只单鞋后跟同样拔好…，看到此处，我已不忍再看下去，别转身快步跑回学校操场了。
后来到60年代学雷锋时才反省到，对敌人就应该像冬天一样残酷。所以才有后来文革中张志新的被割断喉咙；林昭的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江西的李九莲被枪毙后，家人也“残酷”到不敢去收尸，以致发生“奸尸”的“怪案”；同案犯钟海源竟在死刑前就被某军医院“取了”活肾——这创造了中国死刑犯执行过程中的吉尼斯之最！
二、我记忆中的“反右”
我是56年考上交大的，57年春天正是大一的下学期。“鸣放”开始了，除了雷同于一般社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外，由于交大还牵涉到“迁校”的矛盾（那时除了台湾有一个新竹交大外，大陆就只有一个交大，正由上海迁往西安中），利害所关，提意见的老师和学生的“介入面”就要广得多。提意见的“面广”，当然“打右派”的面也广。我所在的小班，一共30名同学，就打了6个；同校的电制52班，竟因右派比例太大而遭致解散重组？
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有“比例”地打右派，是在很久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的党内秘密。但大学生中比例高达20%，恐怕能算交大反右的“特色”了？至于在教师队伍里的比例，有的还不止于此，据说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还被打成了100%（？）这让我初次领教了“政治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