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能反复告诉ta，这不是你的问题。”在一期离开北京的播客里，竹子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这个感受非常普遍。刚离开时候，我会想个人原因和环境因素哪个更大。”今年8月，她离开了北京。
很少会这样，离开一座城市，人们要如此谨慎地反思、审视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但北京是个特别的地方。
人教版教材里，每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该认识“北京”，它出现在课文《我多想去看看》里：“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我多想去看看！”
来到北京总是相似的野心或者激励。地图上，北京是雄鸡的心脏。去北京，有出息。
而北京又是个复杂的庞然大物。它创造了许多名词，北漂、朝阳群众、海淀妈妈，人们被北京定义。关于它的文章光怪陆离，《北京零点后》是密集，《北京折叠》则是吊诡。今年六月，北京成为中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
于是，说起“离开北京”，像是逃兵，被竞争、房租和交通压垮，一种被淘汰的失败。
近三年来，“离开北京”这个话题越来越热门，而且人们的去向越来越多元，去深圳、去上海、去成都、回老家、去国外，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拿出来和是否留在北京相衡量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个真实故事发生的情景呢？
20+，
离开北京的 gap year 探索
毫无疑问，竹子在北京已经足够努力，光看她的履历表就可以知道。
从2019年毕业前，到2022年，竹子在北京至少换过五份工作：广告公司、纪录片工作室、文化空间、剧场、媒体……
与此同时，她还在夜里兼职，有时是咖啡店的店员，有时则是酒吧bartender，最晚时清晨六点下班，早上继续上班，精力充沛得像个孩子。
北京满足了她探索的欲望。竹子在东北成长至22岁，学习的广电专业，在家乡一带往往只能找到事业单位的工作，她总是倒在笔试环节。
在北京，工作机会要庞杂得多。剧场那份工作，竹子起先只是想搜索现代舞课程，却找到了招聘启事，几个月后，她就与以色列、加拿大老师，一同出现在舞蹈周节中。另一家文化品牌，竹子则干脆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在空间里遇到了陈嘉映与刘瑜。
北京永远有最新的东西。竹子刚来北京时，短视频上了风口，无论她在的哪家公司，都愿意试试短视频；疫情之后，她的工作又转成了新晋宠儿——播客制作。
就连兼职的酒吧，在北京也有足够多的划分。一种是她热爱的酒吧，多在东城，譬如school，人群混杂着随意喝酒，聊天才是要紧事。
另一种泛称为三里屯酒吧，由知名调酒师、优秀供货渠道、稳定而资深的投资者组装而成，像一辆福特汽车。据说，部分酒吧有着严苛的规则，着正装进入，消费达标可以进入二层，再往上升，还得有点品味，一种隐喻。竹子的态度是：“我暂时是不太习惯三里屯酒吧。”
在京三年，竹子的工作就在“东城酒吧”类型和“三里屯酒吧”类型中切换，要么是更成熟和商业广告公司，要么是体量更小或更理想化的文化公司，总是不满意，两者难以平衡。商业化带来了无价值感，而缺乏商业的理想同样感到让人虚无，竹子说：“那种没有一个行业和岗位想做，就和咖啡师没有一个店想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疫情是让竹子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之一：她所兼职的酒吧和咖啡店都不得不关闭。正职的文化空间也从实验性的，变成努力求生的小店。
竹子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至少她还挺喜欢bartender的工作。于是，她去了三亚，继续做bartender。
此前，她犹豫过，对于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够成为白领的人来说，完全变成bartender是否是一种堕落？
但三亚好像没人在乎。这里曾经去过、住过北京的人不少，现在，他们都在这里，等到夜里来喝杯酒、聊会天。
竹子的生活变成了发呆、潜水、无所事事或是学习。她想：“离开北京对于我们这样机会很少的小孩来说，其实只是让自己有得选，哪怕只是看起来的、暂时的。我终于发现，当吧员不是一种跌落。而是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再去看能做什么，代价是什么。”
可以把离开北京看作是竹子的gap。她在北京已经培养了足以养活自己的技能，只是，浩瀚的机会让人疲惫。她需要休息和考虑。
竹子打算继续学业。那之后，会不会再回到北京？也许吧，谁也无法预测几年后的事。
同样去往了旅游城市的还有日尧，她在大理和滇西之间往返，从事动物保护工作。
在离开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前，日尧决定：“我要到山里去，人越少越好。”而后得偿所愿。
滇西的村寨得开车抵达，距离县城一个小时的路程，拢共二十九户人家。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长臂猿像公鸡打鸣那样把人叫醒。村民们把长臂猿叫做“甲米呜呼”，傈僳语，“呜呼”就是模拟它的叫声。
和族人建立联系，日尧也会和他们一起喂牛、打笋子，偶尔用汉语聊聊天。傈僳族人说汉语依然遵照自己的语法，先说主宾，再说谓语。
大理的办公室没那么山野气息。其实日尧过去并不喜欢大理：“总让人想起安妮宝贝，或者文艺青年。就是太文艺了的感觉。”但她觉得大理和想象中很不一样。
在大理，日尧租住在750元一个月的房子里，看得到苍山，走路几分钟便能到达古城。她参加过706空间的聚会，在那里，比她还要“离经叛道”的人更多，数字游民们分享着经验，大家把大理叫做“大理福尼亚”。
“离开北京以后，感觉到世界开阔了，原来还有那么多种生活。”这是日尧的感受。
在北京，日尧最自在的行为，是工作后去看live。非得在现场，才能冲刷格子间里螺丝钉的感觉。每周或每两周一次，从公司出发得一个小时，回家得两个小时，北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超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娱乐地点种类不多。日尧的工作地点曾在798边上，有同事趁着午休一口气逛了三个展览。今年，庞宽进行了十四天直播，日尧很容易地认出那就是798里的星空间。
798园区里四处是涂鸦，时不时有人拍照，日尧觉得那很傻——她太频繁地来到798，对于涂鸦已经习以为常。她几乎不拍照，能找到的完整涂鸦照片只有一张，是一行字：“今天是好人，明天不一定！”
换了工作近一年，日尧还没有去过live，也没有再去找live house。好像不再需要了。日尧暂时没有计划再回北京：“现在，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去。”
30+、40+
最后的离开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