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交错，将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力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到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显得不怎么规整了，不但城墙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见。汴河斜斜穿过城郭，借着汴河所带着的交通便利、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沿河一带慢慢演变成汴梁城最繁华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来是那么拥挤、喧闹、嘈杂，但又富有生气。城墙之外，也自发形成热闹的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这样的城市格局，与其说是行政权力“规划”出来的，不如说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中；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而且“居必求其类”，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墙已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兴起。今天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长卷，那种繁华气息仍能扑面而来：东京城内外，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酒楼歌馆遍设，商业广告满街，瓦舍勾栏布于闹市。
今时，有网友PS出来的一组恶搞图片《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画面中，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贩抱头鼠窜，原来繁花似锦的汴梁街头，立即变得空荡荡，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涂在墙壁上的刺眼的“拆”字。这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PS图片戏谑地讽刺了一把当前社会的“城管现象”，令人拍案叫绝，在会心一笑之余，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当如何维持。这个问题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扰过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宋代社会。
其实，宋代是有“城管”的——当然那时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清明上河图》中的护城河平桥处，就画有一个小贩，在路边支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个小摊子卖西瓜，没有什么“大盖帽”来干涉他。不过，如果汴梁的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妨碍了交通，街道司还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无穷，在当时，这叫做“侵街”。因为侵街严重，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宋政府专门设立“街道司”，介入对城市秩序的维护，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比如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搞拆迁”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无启示。
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为“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广之”，即负责拆迁工程。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又如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适应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在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了公共交通。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单有点不可想象。又如南宋时，高宗说：“将来郊祀诣景灵宫，可权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辇是轿子，辂则是皇帝的专用礼车，要用四至六匹马来拉。临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辂，势必要拆迁太多人户，宋高宗不愿意因此大搞拆迁工程，便主动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规格。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选自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