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忽视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与张謇早年有交集。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而张謇也在吴长庆帐下。张謇认为袁世凯年纪轻，应多读书。后来，张謇考察袁世凯管理天津，对袁的评价是：“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狂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也就是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行政事务却井井有条，是干事的料。因此，张謇对袁世凯寄于厚望，还在熊希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希望借助袁世凯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
其实，张謇混淆了具体改革举措与民主宪政理念的区别。也许，袁世凯在一些具体改革上可以做的有声有色，但始终是有守旧色彩的军人，可能变为军事专制，也有可能复辟帝制，而张謇不愿承认或面对这一点。而且，在南北议和谈判上，袁世凯没有自己政治立场。只要能满足权力欲望、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变，从反对立宪到支持立宪，从支持立宪到赞同共和。因此，张謇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上是危险的，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讲到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他与孙中山的关系。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张謇在南通追悼会上称：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虽然张謇这样说，但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不利孙中山：起初，他反对孙中山革命；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借款；再后来，他反对孙中山当总统。可说，张謇对自己、孙中山、袁世凯都缺乏清晰认识。
五、幻想以名求利，忽视壮大实力
在不成熟社会中，名气往往意味着背景，能在商业竞争中占据先机。所以，张謇以名求利，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张謇疏于企业经营，没有壮大实力，而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大生公司走向衰落。这是混淆。
第一，幻想以名求利。1895年，张謇以恩科状元的名气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的名义筹划在南通创设纱厂。1898年，纱厂动工兴建。1899年，纱厂建成投产。在大生创业阶段，张謇办事踏实，所以能克服困难，创立纱厂。但在大生有所起色后，由于张謇的高知名度，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提供贷款，大生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大生以45万两银子的资本成立，后来发展成总资本达3400万元的企业集团，其实是建立借贷基础上，给企业埋下隐患。
张謇尝到了高知名度带来的甜头，所以在南通做慈善一方面是为了建设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商业运作。只有企业具有高知名度，债权人才不会怀疑企业实力，才能借新款还旧债。张謇自称：“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凡专门之校六：曰男初级师范学校；曰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附焉；曰甲乙种农业学校；曰甲乙种商业学校；曰纺织染学校；曰医学校。……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总凡十有六所。”
时人见识“南通模式”后，说：“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从短期看，大生对社会有很多贡献；但从长期来看，当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也无法对社会有长久贡献。
后来，当大生公司没落，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到1924年日本资金没来，美国银行借款也不成。日本与美国银行当然不会看张謇的名气，而看企业经营状况，考虑能不能收回贷款。
第二，忽视壮大实力。大生纱厂不但投注大量资金到慈善，而且在经营上“本小事大”、“急进务广”。比如，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计划，要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9个。再如，把企业集团办成封闭小社会。其实，多数企业缺乏竞争力，盈利困难。特别是，大生先后办起了40多个垦殖公司，而垦殖占据大量资金，且受海潮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多数效果差。大生公司本来就建立在借债基础上，在短期内办如此多企业，更造成资金困难。
大生公司股本有一半是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长期以来，官股只拿分红，不参与厂务。后来，民国政府成立，依然没有参与企业经营。张謇也是大生股东，但所占股份并不多。由于张骞是公司创办人，也具有高知名度，因此大权独揽，可以单独决定公司经营战略，可以任意抽调资金，股份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形同虚设。而且，张謇花费很多精力在政治上，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熟悉，因此管理弊端丛生。由于张謇大权独揽，引起股东责难，张謇拔高股东红利率以换取支持。大生公司要扩展企业，要办慈善，还要给股东高回报率，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在市场好时，大生公司还能维持；当市场变差，大生公司就会走向衰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忙于战争，这使大生公司有了广阔市场，带来了“黄金时代”，赢利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使日本企业、银行摆脱困境。其后，日本纱厂在中国大量倾销，中国市场棉贵纱贱。而当时张謇在政治上已失意，北洋政府不可能给张謇大规模援助，所以大生在竞争中失败。1925年，大生交由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经营。
张謇科举出身，对企业经营管理并不熟悉，任意扩张，还大权独揽，不是成熟企业家。虽然，他一时能从名气中获利，但长期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其实，其他晚清商人在企业经营中也有各种弊端。
六、结论
有人认为，倘若张謇生活在政治昌明民主、经济开放自由、竞争公平有序的社会里，生活在“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社会里，会减少一些不太光彩或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片段，会发挥聪明才智。笔者认为，晚清不良社会环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张謇等人才干的发挥，但其实晚清环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政治变革可能性来说，晚清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性并不小。所以，对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失败，历史人物要负很大责任，而不能只是归结为外部环境。
还有人认为，张謇为近代杰出实业家以及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在社会转型中居功甚伟，无出其右。笔者不同意这样观点。的确，张謇对扭转对商人歧视、商人参政、企业经营有一定贡献，但在商业上不是成熟企业家，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幻想，没有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的愿望，更无法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张謇等晚清商人本身实力不强，而且更缺乏自立自强的勇气，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势集团上。张骞具有很大局限性，不宜高估，更不应神话。
在创办大生时，张謇撰写《厂约》规定饮食，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这就是张謇一生的写照：小节出色，大节糊涂，也是很多晚清商人的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