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与谎言》一书作者、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安澜(Alex Joske)（美国之音视频采访截图）
2020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自诩为中共领导人智囊的翟东升的一段公开演讲视频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那段视频中夸口说，在1992年到2016年间，美中之间各种危机都能在两月内搞定的原因是“咱们上边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政界核心圈有老朋友”。
最近，一本由澳大利亚智库学者出版的新书—《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的秘密行动是如何愚弄世界的》(Spies and Lies: How China's Greatest Covert Operations Fooled the World)为翟东升的说法提供了例证。该书揭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如何用几十年时间，通过渗透和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决策者、外交官、退休官员、学者、媒体和宗教领袖，来试图重塑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这本书的作者、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高级分析师周安澜(Alex Joske)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渗透、情报刺探和影响力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威胁缺乏足够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股反映中共声音、符合中共利益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大行其道。
《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的秘密行动是如何愚弄世界的》一书的封面。
周安澜把这归咎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情报间谍系统运作认知的不足。他说，与俄罗斯间谍策反中情局人员和闯入机密设施的硬核行动相比，中国国安部的特工是小心翼翼等待时机，他们披上外交政策学者、文化交流官员、诗人、电影制片人、商人和图书出版商的外衣。
书中提到一名叫林地的中国国安卧底。此人不仅能说流利英语，且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并被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所熟知。2001年，林地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的身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出席一场被美国电视台C-Span转播的公开活动，而坐在他身边的正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时担任翻译的傅立民(Chas Freeman)。林地当时负责组织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前往中国访问。
美国之音2015年的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媒体财新的文章说，林地和他的哥哥林强都是“与安全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官员。
周安澜说，这些隐秘手段意味着中国国安部的特工在玩一种与西方情报机构不同的游戏，他们打击西方民主制度下不受保护的部分。与此同时，西方的情报机构负责中国工作的资源不足，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政治意愿也不强，因此，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海外的行动几乎没有受到制约。
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情报机构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行动提高警惕并向公众发出警告。这些国家的反间谍部门认为，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开和隐蔽手段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FBI现在大约每12小时就会启动一项针对中国的新反间谍调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处长麦卡雷姆也表示，军情五处现在对可疑的中国活动的调查是2018年的七倍。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022年7月6日在英国伦敦的军情五处发表讲话，呼吁警惕中国间谍行动。
今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向全美各州和地方官员介绍了中国影响力行动的风险。NCSC今年7月份发布的一份通知说，中共统战部通过许多前沿组织在海外开展影响力行动，参与这类行动的还有中共外交部、国安部和教育部；中国驻美使领馆以及各种半官方实体或代理人。
周安澜说，随着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这只会让中国的间谍活动和对海外的影响力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公开的渠道变得更加紧张，秘密渠道将成为中国对全世界施加影响力的一个主要突破口。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周安澜专访的内容节选。
记者：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周安澜：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统战工作和统战部，我对中国如何寻求影响外国政治体制非常感兴趣。但我认为有些东西是缺失的，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国的国家安全部(MSS)是如何在统战工作和影响力行动中发挥作用的，这似乎的确是拼图中缺失的一块，是我们对中国如何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和权力的理解中所缺少的。我所看到的关于中国国安部的许多研究已经过时了，而且没有真正涉及影响力行动的问题。所以当我看到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国安部影响力行动证据的时候，我决定应该将其写成一本书。
记者：这本书的书名《间谍与谎言》有什么特殊意义？
周安澜：这反映了（中国）间谍在影响力行动上的关注，不仅仅是窃取信息、入侵网站或者是在外国政府内部招募人员，而是对他们散步谎言，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试图改变他们在与中国有关的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例如，我在追踪一名中国国安部官员和一名叫林地的国安人员，他们负责一个美国的活动人士，他们试图贿赂他，向他提供与江泽民会面的机会来换取他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中国的立场。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行动，同一批卧底情报人员通过类似的方法接触到了很多其他人。
记者：西方情报界常用“一千粒沙子”来比喻中国刺探情报和搜集信息的做法。但你在本书中提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安部在海外的影响力行动的审视不足。请具体来谈一下你的观察。
周安澜：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有关中国情报行动的“千粒沙”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核心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中国想从海滩上偷一千粒沙子，它会派数千名中国游客去那个海滩，每人捡一粒沙子或者说每个人都带一点沙子回家，所有信息最后会被收集分析并汇总到整个复杂的情报拼图中。但这其实不是中国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即便这一理论在几年前还在流行，并为西方情报机构内部的许多人所熟知。它的漏洞在于，它没有强调专业间谍机构中专业情报人员的作用，比如国家安全部，比如中国军队以及中共公安部的情报部门。
所有这些机构的雇员人数加起来可能在几十万这个数量级上，他们都是从事秘密行动的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士。所以，并不是一千个人被随机派去做事，我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织指挥和策划他们在影响力行动中的作用。
记者：你在这本书中强调中国国安部在海外渗透、情报刺探和影响力行动的重要作用。这样一个重要机构为什么一直被忽视了？
周安澜：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被视为主要的优先事项，后来反恐任务也吸引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大量资源。因此，中国一直都不是首要任务，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同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军事情报在当时是中国情报机构中更有效和重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国安部的情报部门在国内主要集中在监视来华的外国游客，抓捕外国间谍和监视访问中国的记者。但这其实不是事实。从一开始，国安部就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外国情报工作，而且其对外情报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增长。我书中记录的是相当复杂、相当长期、相当专业的情报和影响力行动的证据，这些行动设法改变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看法，或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看法。
记者：中国国安部与统战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周安澜：二者之间有很多重叠，中共统战部，特别是在海外，它的重点是在华人社区、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中建立网络和与中共合拍的人。
但统战部的问题是，它没有国家安全部那样的秘密行动技能，尽管它确实也在做这种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发现一件事，有一段时间，美国联邦调查局误将一些统战部官员称为国安部官员，因为他们的活动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国安部在外国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多得多，其人员的语言技能和间谍情报技能也更高超。
我在中共统战部和中国国安部之间的关系中看到的是，统战部一直在与中共合拍和对中共友好的人物中建立起国际网络。而国安部将此视为招募人员、开展情报行动的机会，因此，例如，中国全国政协每年在北京召开会议，可能有30名左右的外国人士被邀请参加。我发现，国安部实际上是在暗中为这些外国访客举办欢迎会，举办统战论坛，重点显然是试图利用这一点，并进一步利用他们，利用他们来开展隐蔽和秘密的行动，利用他们来帮助收集情报，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开展政治影响行动。
记者：西方国家执法部门在甄别中国国安卧底和他们的联络人方面似乎遇到很大挑战，这导致中共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行动取得了一定突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周安澜：用一位前情报官员的话说，如果你关注（中国）影响力行动的运作方式，那就要注意关系的构建。那种正式付款的情况不多，换句话说，通常在反间谍雷达上可能出现的、需要并且可以阻止的活动较少。中国国安部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心照不宣”来指这种默契的招募，即人们成为事实上的特工，而他们的上线甚至没有强迫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外国对象自己也知道与他们在打交道的可能不仅是个外交官、不仅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可能与中国的情报系统有联系，但他们并不需要被强迫承认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被正式地通知这一事实，因此他们仍然可以一起合作。他们仍然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可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但他们可以宣称自己并没有参与（中国的）情报行动来推卸责任。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要关注那些明知是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人，我们还需要注意国安人员是如何操纵人们的。被中国国安操纵或愚弄并不构成犯罪，但当这最终导致政治干预时，当它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时，当它误导美国的政策时，它就成了一个问题，而我认为传统上西方反间谍机构不会真正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试图窃取政府机密的人，试图入侵政府服务器和访问敏感数据的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国安部的行动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这有点像在雷达之下飞行。他们没有像其他类型的情报行动那样触发警报，但他们在影响和操纵人们方面仍然非常成功。
记者：世界各国都有情报间谍机构，也从事各种情报和间谍活动，为什么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特别是其隐蔽的影响力行动会给民主社会构成威胁？
周安澜：我认为，威胁主要来自这些影响力活动。中国情报行动具有隐蔽、胁迫或腐败的一面，尽管有效，但也确实对民主社会甚至非民主社会具有腐蚀性和危害性。这些活动往往与公众意见和人民的愿望相抵触，因为他们寻求塑造和影响精英决策。有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相当敌视或警惕，但精英们却被收编了。他们可能被贿赂了，他们也可能只是被中国政府迷惑住了，做出了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它不是本国人民想要的，而是中国想要的。
记者：如不出意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在他作为中共一把手的头十年里，他给中国的间谍和情报系统带来了哪些变化？
周安澜：习近平所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清洗了军队和政府情报机构的几个关键人物和高级官员，例如公安部的孙立军，国家安全部的马建和刘彦平。我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情报机构的日益政治化，但也反映出要确保情报界对中共和习近平本人忠诚的努力。对我而言，还不清楚这些变化会对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有什么影响。
我们可能会看到，在党内斗争中他们（特工人员）更经常地被用来监视习近平的政敌，以便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削弱他们。而习近平对中国国安部更好和更强大的政治支持将加强国安部的许多海外活动，可能会使其更好地获得掩护，也可能会让它在情报行动中与其他机构有更好的协调能力。这究竟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和世界各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只会使中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公开的接触渠道变得更加紧张，隐蔽的秘密渠道将成为中国如何在全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关键特征。
记者：你在书中说，西方学者对中国情报和间谍行动的研究非常欠缺而且困难重重。那你又是怎么做到的？你的信息从何而来？研究中国的间谍和渗透行为有什么意义？
周安澜：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这本书几乎完全是利用开源信息完成的，包括互联网、书籍、我能够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获得的各种公开记录。这表明，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和其他情报机构，而且没有多少学者关注它，但这其实是我们可以和需要研究的领域。非政府工作人员、像我这样在智库工作的人，实际上可以走出来，试图揭露和曝光这些活动、这些秘密行动，这将是提高认识和打击它们的一个真正重要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