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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中共体制复常 独裁统治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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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任,迅速以反贪肃清政敌,重整军队领导层,建立自己团队,紧握军权政权,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声称提高国家安全,全力对付党内外、境内外的反对声音。习的权力正如日方中,更有高度权力集中的制度凭靠,中共一路走向独裁,正是体制复常而非突然复辟,不能等闲视之。

中共二十大结束,不仅习近平继续主政,更打破几十年来的权力格局。邓小平主张派系均衡的集体领导全面结束,正式恢复以最高领导人为权力核心的独裁体制。

这种变动与其是反常,不如说是复常,因为独裁体制更能反映中共权力制度的本质。例如大陆式民主与别不同,在于党控制一切。民众可以参与基层的人大代表选举,但奈何制度早已“完善”,谁可参选都离不开党的意思,谁会当选更没有意外。之后基层代表可推举上一级的人大代表,最后更可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可见人民代表是党的选择,也体现党的领导多于一切。

引用到党代表选举,“党的领导”就是上级指挥下级。中共九千五百万名党员,不是通过由下而上的党内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再由代表自行提名及投票,选出政治局及其常委和总书记,而是下级按上级的意思选谁做党代表,这叫党的领导,不遵守便叫违反党纪,因为没有做好上级交托的任务。简言之,是上级决定选谁去当上级,下级投票必须服从上级,所以最后谁可晋身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及当上最高领导人,当然由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

今次二十大也不例外,中央组织部负责挑选党代表,拣人标准首先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用说,人选都是总书记的粉丝。无疑,总书记决定高层人选前,一般会征询权力核心人士的意见,但会见什么人,又是否接受他们的意见,全由总书记决定。例如习近平今年四月开始,就二十大人事安排咨询了三十人,比五年前少了二十七人,也没有再咨询“党内老同志”,结果权力中枢——政治局及其常委全属习家班人马,或者有些出人意表,但完全符合现行权力制度的操作章程。

不错,习近平不遵守邓小平上世纪订立的规矩,如总书记任期止于两任、隔代指定接班人和集体领导,也不理会江泽民以来渐成常规的“七上八落”(67岁续任、68岁退休)、党团两派(共青团出身)共治等等,但这些规条从来都没有写入党章,并不属于权力体制的一部分。换言之,只须抹去这些没有制度保障的潜规则,一个足以建立个人独裁的体制,便可以迅速恢复过来。

过去高层之间权力制衡的措施,其实只是权宜之计。例如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既要摆平新旧干部的潜在冲突,也要保持对党政国事的话事权,在权力布置上,一再采取分权共治的办法,争取各方的妥协和合作。其一是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成为老干部的归宿,他们享有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又可以议政问政,但执政权就交给新干部。不过,随着老干部日渐凋零,中共于1992年废除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后退任的国家领导人,或者仍有表达意见的渠道,但再不能通过组织制度过问党务。

其二是邓小平只掌军权,党务国务由其他人担当,但凭其权威和军权,不用亲自执政,但重大问题依然由他拍板。但中共只是因人设事,没有将党政军分权制衡的做法制度化,自邓小平退任军委会主席之后,又恢复总书记手握军权的惯例。又例如八九民运遭血腥镇压后,邓小平提拔江泽民,定明十年期限,再指定胡锦涛为下任接班人,确立世代交替的秩序。同样,中共没有改动党章,硬性规定如此权力交接的形式。

没有制度化的原因,不可能是没有想过,而是做了也没用,因为将这些新做法写入党章,依然无法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包括按政治需要修改党章,正如国家宪法本来不容许国家主席无限期连任,但只要有权修改宪法,不可能也变成可能。

没有明文规定,就只有由政治实力决定一切。江泽民任内前五年仍活在邓小平影子之下,到后五年逐步稳握权力,即使军委主席一职延任两年,也如期交出总书记的职位,只能保留实力,影响日后政局。胡锦涛、温家宝年代,两人既无野心也无能力独掌政权,10年任满,权力顺利交接。

到习近平上任,迅速以反贪肃清政敌,重整军队领导层,建立自己团队,紧握军权政权,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声称提高国家安全,全力对付党内外、境内外的反对声音。习的权力正如日方中,更有高度权力集中的制度凭靠,中共一路走向独裁,正是体制复常而非突然复辟,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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