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都在议论中共防疫的“层层加码”，道德腐烂的中共官员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但是百姓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每一层都以“清零”为责任，禁止民众外出、把各自的责任推卸干净而已。从西安医院不接受无阴性记录证明而导致孕妇死亡，到最近兰州三岁幼童煤气中毒后因无人承责耽误救治而夭折，这仅仅是曝光出来的悲剧中的小小一部分，被掩盖着的不幸还有多少呢？
比如疫情对策，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明文规定说：如果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可以前去就医。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至少会暴露出当地的疫情数字是假的——不是零，也不是个位数。
大陆民众都熟悉这样一句话：（党的）新闻联播，除了日期是真的，没一句实话。中共的每一个层级向上汇报的数字，都是数字游戏。目的是，中共那些良心腐烂的官员们推卸个人责任、把悲剧篡改为“政绩”。这些人道德丧尽、良知不再，其实对他们来说，连共产党本身都成了这他们谋私利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共产党的“伟光正”都不如他们个人的升官发财泄私愤重要，老百姓的福祉和性命算什么呢？草芥不如，不值一提。
所以，如果有一个规定说，有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对待，那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是每一级都用瞒报、谎报对付上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一级也是这样对付他的上一级的，所以党内大家都明白：如果有一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规定，就会造成缺口泛滥，而真实的情况最上一级永远不知道，真知道一些时，很多做法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对中共官员来说，瞒报、掩盖已是常态，恶循环遍及各个领域和所有地区——官官相护，层层欺骗，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表现自己、拉帮结派、饱足私囊。每一级对下一级提出要求时，一定是层层加码，超过上级的标准，才会让自己被认为达到了上一级的指标。中共从头就是保它自己的权力、它自己的合法性，下面的官员也都是为自己，哪来的为人民？百年来，不谎报、不为自己捞权捞利的人，在中共体制内根本呆不下去。这样的党，你还对它报什么幻想呢？一纸卖身契，一部绞肉机，到头来玉石俱焚，血泪斑斑。
隐瞒和层层加码，这在中共历史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是由于中共对于真相的隐瞒，年轻几代的普通民众根本难以得知：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针对有地产者、国军留在大陆普通人），中共发布文件：“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泽东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声令下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反革命”界定并无确切的标准，这使得各地方抓捕地主，层层加码，只多不少，最终中共官方披露镇压反革命中，共杀害87万人，而外界学者估计被杀人数为100万~200万人，早已远远超过了千分之一。
俗话说，人皆有侧隐之心。人性中的善良，本来是一个社会稳固的根基，但是共产党就是要“反人性”——你们都不忍心执行命、镇压反革命？那就下死命令，不留余地，不讲法律，直接下屠杀指标。从三反（针对农村）、五反（针对城市）、反右（针对知识分子）、文革（针对全国人民和中华文化）、法轮功（针对信仰）等不停的运动中，导致了至少八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这样来的。
回溯历史，可以了解今天。也就是说，中共的防疫“措施”都是“错施”，给民众带来了痛苦，也使中共“反人性”、“逆天而为”的无神论本质曝光于天下。江泽民就是利用中共爬上权力顶峰、又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层层加码更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江泽民在迫害之初直接下达的命令就是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在这个基础上层层加码，那些邀功获利的610、国保、警察为所欲为，早已没有了任何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以正自己的视听，不再生活在党干部们制造的欺骗与虚幻中。
善恶在一念之间。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最终为这件事情负责。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总有人明智地站在正义一边，却也总有追随邪恶的迷途者。在层层加码的防疫中，有的医生悄悄告诉求治者怎样去其他医院的办法，治愈的患者在网媒上感谢，却不敢披露医生的姓名。在层层加码的迫害中，有不少人悄悄保护法轮功学员，知情者在明慧网上披露这些良知善报故事，却一直不得不隐去当事人的真实信息，二十三年了。
中国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千古不变的真理。由一堆道德良心腐败魔化的人组成的邪恶之党，不遭报应吗？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的谶言可能就要兑现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