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指示特区政府，该“下大力气”改善民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奇怪他看似有所不知，二十五年来不断恶化的“深层次矛盾”，是源自孕育“官商勾结”的政经格局，非要彻底整顿改革不可，否则单是叫叫口号，再过二十五年也难见成果，只会令人更讨厌政府。
例如土地房屋问题难解决，关键在于“官商勾结”已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所谓“官商勾结”不一定如“数码港”的私相授受模式，即特首不按正常程序便将土地发展权给予相熟的商人，以报答或换取他的支持。更关键是，两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相倚赖，已成制度的一部分。
政府财政收入之中，有15%-25%来自卖地，连同地产公司及相关行业的利得税、薪俸税、印花税等等，数目更为可观。若改变现行高地价政策，或者修订法例，加强管制地产商的寻租行为，直接受损的除了发展商和楼价，就是库房，因此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政治上，地产商富可敌国，生意渗透各行业，政治影响力辐射组成选举委员会的商界、专业、基层、政界等四个界别。候选人若得不到北京和地产为主的商界支持，勉强胜出也注定面目无光（如2012年梁振英），因此讨好地产界，坚守经济放任政策，也变得理所当然。今届特首选举，即使加入北京直接管控的第五界别（全国人大、政协等），削弱地产界的影响力，但经济低迷之际，政府为免树敌，也为免震散楼价，造成大量负资产以至经济危机，看来不会以硬性规定医护界服务年期的霹雳手段，夺回地产业对楼市的控制权。
反而是，楼市下行，政府放宽政策，向地产商输送利益。本土研究社批评《施政报告》一再向地产商送大礼，包括旧楼的强制拍卖门槛由80%业主同意降至60%－70%（视乎楼龄而定）、一手楼宇空置税继续只说不做、地产商有权选择以标准补地价取代逐一估价、放宽保护湿地缓冲区的审批限制等，在在使发展商锦上添花，掌握决定土地运用的更大权力。
政府对地产商的态度已写在墙上。一是表明不会进取，收回他们闲置的新界农地储备，以兴建永久公屋和居屋，二更是临阵退缩，任由他们不付代价，即可空置单位待价而沽。可见当局的重点不在于削弱地产商的权力，被垄断的楼市亦将永续下去。最新的国际调查显示，香港居民需要全家人廿三年全部收入才足够支付楼价，在政府继续对地产商的护翼下，相信难以改写命运。
特区政府可以做的，只限于提供公屋和居屋，和专为㓥房户而设的临时房屋（所谓“简约公屋”）。不过，未来四至五年，公屋每年兴建大约二万五千个单位，居屋则约六千个，前者比过去十年公屋每年建屋量剧增六、七成，居屋则更高，能否大跃进成功，颇成疑问。
但即使达标，根据今年第二季统计数字，家庭入息中位数（$28,900）高于三人家庭申请公屋入息上限，与四人家庭的上限接近。换言之，过半数家庭不能申请公屋，而申请者也须轮候六年，当中十二万㓥房住户，较幸运的一群可于五年内可入住临时房屋，但数量有限（只及四分一㓥房家庭）。至于合格申请居屋的住户，估计达到八十万，即使假设一半已经置业，还有四十万户，每年六千间居屋即使如期供应，也是杯水车薪。何况他们有幸入住之前，也得光顾昂贵的私营房屋。
如今，轮候公屋需要经年累月，当然并不好过，而自置物业人士每月供楼的负担，达到入息的三份二，也是生活迫人，但李家超政府的所谓政策新猷不外是兴建临时房屋、轮候公屋时间由六年降至四年半之类的修补动作，却又向地产商大派礼物，真看不到未来十年会有何重大转变。
因此，夏宝龙“下大力气”的命令是认真的话，倒不如自己先下大力气，反正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大可发挥习近平“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思想，示范“果敢的魄力”，以排除万难，取回楼市的主导权，杜绝“官商勾结”复常，让香港人“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也就不用多费唇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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