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侯全家照
朱锡侯在北平读书时，没想过自己这一生，竟然会充满坎坷。
那年，初中毕业的他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了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后又进入中法大学哲学系学习。他的法文教师是范希衡，由于时常到老师家里求教，结识了老师的妹妹范小梵，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
这件事传到范家后，范小梵的父亲对女儿自作主张找了一个穷学生极不满意，将范小梵召回安徽桐城，软禁在家中，禁止两人见面。
此时，朱锡侯毕业在即，因学业优秀，被中法大学公费派往法国留学，不久便要起程。朱锡侯想要范小梵赶快去北平结婚，因担心直接寄路费会被范家拦截，便与范小梵的好友浦琼英商量：由浦琼英出面，把30元钱藏入纪念册的厚封面中寄给范小梵，同时浦琼英再写信告诉她缘由，这样可以避免书信被范家扣押。但万万没有想到，范小梵回桐城后，竟然被怀疑为北平来的地下党，一直受到当局的严密注意。结果，浦琼英寄出的信，没有被范父扣押，却落入了邮局检查人员的手中。
检查人员从信中获悉，北平将有一本纪念册寄来，纪念册中夹藏有30元现钞。检查人员叫汪德庆留心这个邮件。汪德庆当时刚从学校毕业，是个侠肝义胆的热血青年。他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出于对反封建婚姻的同情，决心冒险帮助范小梵。汪德庆先是瞒着检查人员藏匿了北平来的邮件，随后又开出一张假的“欠费通知单”，叫收件人来邮局补付邮费。
范小梵来到邮局，汪德庆从邮局的小窗口递给她邮包和信，叫她赶快离开。范小梵回家后拆开信封，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更出人意料的是，汪德庆还特别附了一张纸条，写明去北平的路线和车船时间。靠了汪德庆的帮助，范小梵假装回心转意，表示要去安庆报考公费女师，瞒过了父亲，用收到的钱作路费，一路辗转跑到了北平。这位侠义的汪德庆，日后成了范小梵的妹夫，也是一段佳话。
这对新人选择了逃婚的方式，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却得到了众多同学朋友的帮助和祝贺。郑效洵帮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浦琼英用火钳为她烫发打扮。1937年2月1日，朱锡侯和范小梵在北海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尽管天寒地冻又临近春节，还是来了不少朋友，有浦琼英、郑效洵、朱光潜、孙荪荃、鲍文蔚、金克木、苏民生、华罗琛、王振基、贾芝、李星华、周麟等，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名人的朋友。女诗人沙鸥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众人一起在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吃着糖果、喝着清茶，见证了一个自由奔放的婚礼。
婚后不久，朱锡侯远赴法国留学。因战争阻隔，两人一别就是八年。留在国内的范小梵，为躲避战乱，年仅十九岁便踏上了流亡之路，跨越大半个中国，先是和婆婆、小叔子从杭州逃到绍兴，又独自辗转至浙江嵊县、丽水、温州，再至福建、江西，最后经广西、贵州到达昆明。一路饥寒交迫，为求生计，她做过中学教师、话剧团员、播音员、家庭教师、记者等各种工作。
而同一时期，远在法国留学的朱锡侯，原本只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五年的心理学博士，但由于二战爆发，欧亚交通断绝，只能滞留法国，毕业后又到巴黎大学读了三年的生理学博士。这一读就是八年。
1945年5月8日，巴黎解放，全城市民走上街头欢庆胜利，整个城市到处是人山人海。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专程从伦敦赶来巴黎，为庆祝巴黎光复举行专场音乐会。这一天，巴黎大歌剧院座无虚席，梅纽因走上舞台拉响了著名的“马赛曲”。全场顿时受到强烈感染，听众唰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跟着琴声大声地高唱：“起来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血染的旗帜已经升起……”大家边唱边哭。
朱锡侯置身其中，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撞击与震撼，不禁想到自己离开了八年的祖国，想到自己的母亲，和新婚即远离的妻子。
6月，朱锡侯因阑尾炎做了手术，正躺在郊区的一个农民家里休养。此时，一个同学写信告诉他有个回国的机会，经中国大使馆武官叶南与美国艾森豪威尔元帅交涉，同意用军用飞机把滞留法国的公费留学生送回昆明。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回国的路费，就得自己承担。
获知这个消息，朱锡侯既高兴又矛盾。因为他做的一些学术研究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莱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阿·比勃鲁又非常赏识他，一再表示希望朱锡侯做他的助手，并承诺可以推荐他到莱纳大学任教。但与此同时，朱锡侯心中的家国情怀又是非常强烈的。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妻子范小梵接连来了几封信，信里虽没有直接催他回国，却含蓄地附上了几首有关乡愁别恨的唐诗宋词，其中一首写道：“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故国梦重归，觉来（醒来）双泪垂”。朱锡侯捧读之后，感情难以抑制，决定回国与妻子团聚，投身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
于是朱锡侯婉谢了比勃鲁教授的邀请，到巴黎中国使馆报名回国。
1945年8月16日，朱锡侯和蓝瑚、李念秀、于道文等六人作为首批回国小组一起回国。出发那天，众人把自己的行李带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由使馆派一辆大卡车将大家送往奥利机场。
朱锡侯乘坐的飞机，途中要经过马赛、罗马、雅典、开罗、德黑兰、卡拉奇、加尔各达、昆明，最后到达重庆。这一路曲折的行程，如同后来的人生，不仅充满了磨难，而且还差点儿丧失了性命。
从雅典飞往开罗的这一段，朱锡侯乘坐的是陈旧的运输机，机舱比公共汽车还要狭小，只能坐二三十人。靠窗有两排长条木板凳，乘客面对面地坐在两边，中间就只有很少的空隙了。当时正是8月中旬，飞机上没有任何空调装置，朱锡侯热得昏昏欲睡。为了凉快一点，朱锡侯把西服脱下来披在身上，为了不受约束，竟然连安全带也没有系。
朱锡侯不知道他背后所靠的机窗是跳伞用的，开启机窗的把手就在窗的下边，类似于现在小轿车门的把手，跳伞时只要把下边的把手一转，窗户往上一翻就打开了。因为起飞前检查人员的疏忽，机窗下面的把手没有卡紧，等到飞机在爱琴海上空飞行时，强大的气流使得机身猛烈摇晃，机窗突然一下子自动打开了。正紧靠着窗子打瞌睡的朱锡侯，顿时半个身子翻在了窗外，眼看马上就要摔下飞机。说时迟那时快，坐在对面的美国大兵一把抓住了朱锡侯的小腿，猛地一拽，使得朱锡侯的屁股一下子坐在了机舱的地板上。等朱锡侯从迷糊中清醒过来，才知道刚才发生了惊险一幕。如果不是美国兵眼疾手快，朱锡侯当场就葬身大海了。
然而，命虽然被救下来了，可披在身上的西服却丢失了，这使得朱锡侯丧失了一切随身携带的证件，变成了一个难民。因为他所有的钱和重要证件，都放在那件西装上衣的内口袋里，里面有他的护照、一只西马怀表、几张非常重要的医疗证件和三百美金。三百美金是离开法国上飞机前，中国大使馆发给每个回国留学生的，作为一路上的费用和回国后的生活费。医疗证件则是证明注射过的几种疫苗。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非洲一带可能发生霍乱、鼠疫、黑死病等流行病，没有这些医疗证件是绝不允许上飞机的。而且每到一个着陆地点，都要把这些证明连同护照一起交给检查人员，经过检查确认后，才能离开机场。
偏是朱锡侯还是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眼镜一丢，视线模糊，连走起路来都是踉踉跄跄，一副狼狈之状。
发生这种意外，首先要解决的一件事，就是找航班负责人，说明事故是由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的，应该赔偿相应损失。哪知航班办公室借口归国留学生不是军事人员，原本就没有资格乘坐军用飞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慈悲，才同意中国留学生搭乘飞机（其实中国政府是付了费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责任。后来经历一番争辩，甚至据理争吵，才总算答应给朱锡侯出一份书面证明，上面写明丢失的东西及其价值，让朱锡侯到昆明后再跟相关公司交涉。
接下来，找中国驻开罗大使馆补办护照，飞越“驼峰航线”，也是曲折颇多，坎坷不断。最后终于安全到达昆明，夫妻团聚，悲喜交集。三天后，朱锡侯又再次与范小梵告别，乘飞机前往重庆，到军令部报到。但军令部答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无法提供接待和安置，建议朱锡侯和几个留学生去找教育部。教育部听了他们的情况后，表示现在各大学和科研单位都在忙着复原，返回原地，无法进行推荐安置。
留学这么多年，学了这么多知识，却谋求不到一份职业，想想真是寒心。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恰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昆明的中法大学分校负责人王树勋，到重庆参加高教会议，得知留法归来的朱锡侯等人困在重庆，找不到工作，立刻主动前来沟通。
当时云南大学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学校的不少教授和系主任，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兼任的，等到西南联大一复原，回到北方，云大的教师队伍马上出现了大量空缺，甚至连系主任都缺。王树勋和朱锡侯等人是中法大学的老校友，就从中搭线，把朱锡侯等人介绍给了熊庆来。
熊庆来和朱锡侯见面后，谈得相当融洽。熊庆来见朱锡侯不但年轻，谈吐不错，而且能开心理学、生理学和美学等好几门课程，真是喜出望外，当场亲笔填了一份聘书交到朱锡侯手上，聘请他担任云南大学教授，并预支了路费，使囊中羞涩的朱锡侯能乘坐飞机前往昆明。
晚年，朱锡侯回忆说：说来也奇怪，我这个人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七灾八难的。乘飞机离开重庆时，我坐的那班飞机是从珊瑚坝机场起飞的，由于驾驶员不小心，飞机起飞时偏离了跑道，差一点掉进嘉陵江里，因此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后又才起飞。哪知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时，又赶上云南省发生政变，省主席龙云被劫持到重庆，于是我们这批乘客被困在飞机场不许进城。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下汽车后，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拉着随身行李往吴井桥走，刚走到塘子巷口处，就看见小梵已经在站那儿等我了。
原本，历经磨难的夫妻，从此可以安定下来，过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生活，却不料刚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又迎来了新一轮多灾多难。
1951年，朱锡侯到北京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备会议，返程时特地到上海拜访了在震旦大学教书的贾植芳。两人曾在1930年相识交往过一段时间。老友来访，贾植芳留朱锡侯在他家三楼的亭子间住了两三天，彼此共话衷肠。
当时，正是思想改造的时期，朱锡侯问贾植芳：他回国的那段经历能交代吗？贾植芳说：“不行，现在正是抗美援朝之际，毛主席曾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美帝是我们现在的头等敌人，你坐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回昆明，这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再加上飞机上的美军士兵在危难关头还救了你，他们为什么要救你？这些你都说不清楚，所以不能交代。”
朱锡侯回去后果然没有交代，但后来迫于形势压力，他到底还是把这段历史说了出来。在上海期间，朱锡侯还告诉贾植芳，因为云南还处在军管时期，日用品很缺乏，于是贾植芳借给他100元，用来买了一些肥皂、牙膏带回去，同时也给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买了衣服。朱锡侯回到昆明后，写信给贾植芳说，100元会慢慢还清。
1955年，贾植芳因为胡风事件被捕，在抄家时发现了朱锡侯给他的来信，专案组想当然地分析，贾植芳借给朱锡侯的100元，是用来发展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经费，证明朱锡侯与胡风集团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朱锡侯百口莫辩，被逼得先后两三次寻死以求解脱。
后来，好不容易证明与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却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次是因为他替妻子范小梵辩护。朱锡侯去法国留学后，范小梵在抗战八年中辗转流亡，曾在1941年至1942年间，担任过第三战区江西上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因此被认定为上饶集中营的特务。
1979年朱锡侯平反，被杭州大学聘请为教授。贾植芳到杭州开会，去过朱锡侯家一次，看到他双眼已经失明，路要摸着走，家中一贫如洗，不禁深感戚然。
所幸这样的状况后来得到改善，还凭借残余视力翻译出版了都德的名著《磨坊文札》。小女儿朱新天后来步父亲后尘，去了法国求学，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在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担任副馆长。晚年的朱锡侯在妻子的陪同下，重返巴黎。在法国期间，朱新天带着父亲到处求医，希望能治好父亲的眼疾。无奈拖延时间过久，早已贻误了治疗时机。
2000年1月27日，朱锡侯在杭州去世，享年86岁。
晚年，常有学生问他说：“朱先生，您当初干吗要回来呢？您留在国外并不妨碍您报效祖国啊，您在国外做出成绩，同样是中国人的光荣啊！您可以把师母接出去，还可以经常回国来看看，作些交流……”每当听到这样的问话，朱锡侯便会陷入沉思。
人生如命，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预测的。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朱锡侯》《范小梵》
2、贾植芳《老友朱锡侯》
3、《范小梵的青春梦》（《都市快报》2008年7月）
4、《朱锡侯：1945年的归来》
2022-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