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迫使中共当局调整防疫政策，从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到一字不提“清零”，几乎是一夜之间。回顾疫情三年来的演变以及各国的防疫经验，可以看出，白纸运动以后中共当局为清零政策退场而推出的一些防疫措施早该两年多前就采取了，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不可原谅的拖延？中国人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以及由此造成的未来的灾难又有谁承担罪责？
最近几天，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医疗专业机构和媒体纷纷指出，一方面清零封控政策是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因此不可持续，解除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目前状况下中国解除清零封控后将面临疫情爆发，近期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将剧增。为了说明目前中国面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脆弱性，英国的《经济学人》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预测，如果病毒不受限制地传播，中国感染率将达到每天4500万的峰值，大约有68万人将死亡，重症监护病床的需求将达到41万张，几乎是中国能力的七倍。其他的媒体和专业机构也做了类似或者更加严重的预测。
中国正面临着清零政策退场后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很有可能将此嫁祸于白纸运动，用此来反证清零的英明正确。本文所要指出的是，正像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亲历封控的中国民众所说的那样，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是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不可持续，必须解除，白纸运动是正当的，同时，人们要十分清楚，清零政策退场后中国不可避免的疫情灾难的罪魁祸手不是白纸运动而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从头到尾把防疫政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了提高中国集体免疫力的时机。
中共的政治化防疫可以分成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19年底疫情爆发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根据我们公民力量的2020年6月发布的详细研究报告《大国战疫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中共政府最高层至迟在2019年12月27日已经知道了疫情，然而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中共当局为了政治维稳而掩盖真相、打压言论自由（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李文亮事件）、误导世界，错过了把病毒封控在爆发期的最佳时机，犯下了严重的罪责。
第二阶段是武汉封城阶段（2020年1月23日—4月8日）。
武汉封城虽然制造了一些次生灾难也造成一些民众的不满与抗议，但是总的来说，当时人类对病毒特征了解甚少，世界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开发出疫苗，全球防疫没有经验都在手忙脚乱，与其他国家相比，武汉封城的措施的确避免了大量生命的损失，结果是正面的。
但在这个时期，习近平把防疫全面政治化，公开宣扬中国的抗疫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把防疫的成败和习近平的伟大英明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20年2月26日，中共当局推出图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新华社》社论说，该书“集中反映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全景式介绍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紧急动员、齐心协力，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进展和积极向好态势，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努力。”
自此，中共一直在这样的政治高调下采取清零封控的防疫政策，直到白纸运动爆发。
第三阶段是武汉解除封城（2020年4月8日）到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年2月），近两年之久。
这个阶段绝对是全面预备医疗资源，增加重症监护病床，防护高危人群，全力投入开发疫苗、普及疫苗接种，提高集体免疫力的黄金时期。
然而在这个时期，习近平却把防疫继续深度政治化，开动宣传机器和调动外交系统就病毒源头进行甩锅战、假信息战，战狼外交正式登场。
2020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仅继续宣称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还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提出了所谓“人民至上”的中国抗疫经验：“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其时，世界各国尤其美欧还身陷疫情，按照中共的逻辑，中国的抗疫成就无疑显示了习近平的英明伟大以及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2020年10月，中国举办了抗疫情表彰大会，把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成就写进教科书，开始鼓吹东升西降，越来越自信，越来狂妄。
疫情刚刚爆发时，由于医疗科学界对病毒的特征习性缺乏了解尚无科学手段应对，那个阶段的防疫自然是以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管控为主，随着人们对病毒的特征习性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以及随之推出越来越多的医疗科学的应对手段，防疫政策的侧重必然要从社会管控转移到科学精准防治。
时至2020年底，欧美开始生产mRNA新技术疫苗（mRNA=信使RNA，信使核糖核酸），中国也推出了传统灭活疫苗，此时，每个国家的主要防疫任务就是进行疫情、疫苗和个人防疫知识的科普以及全面接种疫苗。
但是中国接种疫苗的次序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相反，人家是从防护老人和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开始接种疫苗，中国却是从非危险人群开始。开始人们感到不解，后来才发现，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生产的疫苗质量不高，产生后遗症率高，而后遗症更容易在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中发生，所以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接种疫苗的人群次序。
据专业机构报告，即使中国开发生产的传统灭活疫苗质量不高，其防治重病的有效率也可达70%左右，领导人应该自己作表率接种疫苗，鼓励非危险人群全面接种疫苗，同时大量进口防重病率高达90%以上的mRNA疫苗，优先为老人和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打最好的疫苗。mRNA疫苗一直随着病毒的变种而更新，根据最新报道，欧美首脑都曾建议过习近平引进最有效的mRNA疫苗以此最大限度的保护高危人群，但被习近平拒绝了—民众民族主义的情绪维持，自己的英明伟大，中国正制度的优越性“东升西降”神话，全部压宝在清零政策上，习近平必须在病毒彻底消灭（失）前，维持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将它常态化。
而此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开始逐步放开社会管控，社会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医疗、公共卫生的专业结论以及国际社会的实践都指向了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相反的方向，中国大小城市轮番封控，清零封控的次生灾难在中国开始频繁出现，清零对经济造成了重创，中国开始出现放开封控与病毒共存的意见。中国传染病专家张文宏于2021年7月29日深夜在微博发文评估疫情，暗示中国应该学习世界经验，改变清零政策准备与病毒共存。随后《人民日报》的刊登中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不点名批评张文宏的观点。高强曾是2002年非典期间领导中国抗疫的主要官员，现任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总顾问。高强的文章用词激烈，呈文革式语言，他认为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中国则应该“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中共当局把李文亮医生“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的教训完全抛到脑后，打压异议，一句话，还是不能“妄议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