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洪传人间，用“真、善、忍”归正人心。2022年11月12日，有约五千名来自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排出殊胜图像“法轮大法洪传30周年”。（孙湘诒／大纪元）
古人说：和气生财，民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外人欺。这些古人的总结的智慧结晶、金科玉律，到了中共这里就变成毫无用处的糟粕，替代的是喋喋不休的、高调喊的与实践的是斗争。毛泽东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还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习近平不忘初心，大讲“把准斗争方向，明确斗争任务”；“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等，在历次会议上大讲斗争。
这个斗争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应该不应该斗争？怎样斗争？与谁斗争？……今天我想来探讨探讨这个问题。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得把毛泽东的名言拿出来抖擞抖擞，看看是些什么东西。且不说与天斗只是一句空话，狂风暴雨雷电他斗不了；1975年的河南省驻马店大洪水，几十万人丧生，他斗不了；唐山大地震，地球一哆嗦，他束手无策。他说“牛为什么要长角就是要斗争”。牛长角就是专为斗争的吗？那么农民谁还敢用它来耕地，这时它的角不是没有用了吗？！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么人少了就不用斗争了？我知道他与他父亲斗了一辈子，直到他老爸去世才结束了这个斗争。
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姿态写了一篇人们津津乐道的《矛盾论》，大言不惭的讲什么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
他说：“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认为矛盾是斗争的前提，有了矛盾就得斗争。
首先，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的先贤与易经中都告诉我们，世间万事万物与生命都存在阴阳，阴阳中存在五行，金木水火土。它们相生相克，生在先，克在后，五行顺行。克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乘，阴阳平衡，互相制约，互相生扶，循环不息，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大系统。比如一张桌子，有卯榫，因为卯榫的结合形成了桌子。卯榫这两个物件是对立的吗？不是，它是互相依托的，只因有了它才是桌子成立的基础根源。一个家庭有丈夫、妻子，组成了阴阳的两个方面，丈夫在外谋生意，负担养活一家老小的责任，妻子在家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和平过日子，谁能说这是一对矛盾夫妻呢？所以毛泽东的矛盾的普遍性的说辞，把这种事物与生命的阴阳关系说成是矛盾，是瞎子摸象，偏面而肤浅的。
那么矛盾的特殊性是怎么回事？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真正的矛盾了。但是，它不是毛泽东说的那种普遍性的矛盾，也不是特殊性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人为的。有了矛盾，要看是和平解决还是暴力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好，本来没有矛盾就造成了矛盾，小矛盾就会变成大矛盾，这大概就是毛说的特殊性了吧？处理好了，大矛盾也会化解，没有矛盾了。比如，汉朝的王昭君嫁到匈奴与匈奴可汗成亲，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与吐蕃国王成亲，使矛盾得到化解，国家得到安宁。当今世界许多民主国家，对于群众的示威，多是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只要示威者没有暴力行为，政府都是和平解决，只是对个别暴力行为施以制裁，绝不会对这个示威的群体进行群体镇压，使矛盾和平化解。而中共恰恰相反，它不会用嘴说话，只懂得镇压，矛盾就一次一次的被激化。
所谓的矛盾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都是人为造成的呢？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古人讲相由心生，一切都是人心造成的。是不是可以说，矛盾在你的心里，心中没有矛盾就没有矛盾，心里有了矛盾，矛盾就产生了，如果心里没有矛盾，外来的矛盾也会化解。举例子说，廉颇与蔺相如。廉颇的名利心、妒忌心导致他处处给蔺厢如找茬，但是蔺相如却不计较他的过错，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再忍让，终于使廉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就演绎出“负荆请罪”的故事；宋朝宰相王旦是个非常心胸开阔的人，确是丞相肚子里能撑船。副丞相寇准是个敢说敢干敢当的人，在皇帝面前，对王旦一味的挑剔毛病，王旦不但不生气，还跟皇帝说寇准说的对，有大事一再向皇帝推荐寇准。这样互相取长补短，使宋真宗时期出现了政治开明，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这就是说在蔺相如与王旦的心里没有矛盾，而廉颇与寇准的心里就存在着矛盾，最终让没有矛盾的蔺相如与王旦给化解了。你看，矛盾的特殊性是不是就是人心造成的呢？
有了矛盾是不是就要斗争呢？再拿治病来说吧。
既然矛盾在心里，也可以说病在心里，那么古人治病就先治心，这是不是就叫“修内而安外”呢（大法经书《精进要旨》37页）？。东汉末年发生瘟疫，道教传人天师张道陵，在四川治瘟疫，教人把自己一生的过错写在纸上，扔在水里，向神忏悔，并保证不再违反，再犯宁愿死，结果瘟疫自消。许多医生找不到原因的疾病，病人就上庙里去找修炼的人指迷津。如果一个人因为杀过生造了罪业，被杀者的灵魂就可能上到他身上，人身上生了瘤子。这时治疗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修炼，当修炼到一定的程度有上师帮你解决，善解冤缘；一种是用中医的办法，阴阳施治，使身体得到阴阳平衡；此法不行，就用西医的办法开刀割去毒瘤。后两种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人心变好了，身体才能从根本上康复。这大概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道理吧。
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那么宇宙就是一个大人体，天地人是个大系统，社会与人体一样，都是互相感应。人类社会中，当一群人的群体人心变不好了的时候，总会有高人来归正人心，先治心病，再治实症。历史上出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等等，教人回归善良的正道，治心，就是从根本上治疗病的方法。（当然，这只是从人的层面上看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修炼）如果还不行，战争、瘟疫、天灾人祸就发生了。这时，古人还是从心上找问题，出现君王的罪己诏，向天祈祷，找出自己的过错，改过自新；人民也会向天祷告，忏悔罪过，求得神的宽恕。人心归正，阴阳平衡，战争消失、瘟疫自退、灾难自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兵讨伐恶势力，开刀割除毒瘤。古人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册。一个武字的组成是止戈。这就是说，战争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开刀治病也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治表的一种做法。多数是在朝代末期，人心极度变坏，毒瘤膨胀，只能先治表后再治本了，用武力消灭贼寇，用西医办法割除毒瘤。所以，当朝代变更前以战争形势讨伐邪恶，割除毒瘤，朝代更替后，多数君王崇尚儒家思想，用仁义礼智信治理国家，还得从人心改变上下功夫。
毛泽东混淆是非的说：“百朝皆行秦政法，孔子明高实秕糠”。且不说没有百朝，就是秦始皇也不是自始至终的行施秦政法。他在统一六国后是崇尚儒家的。本来他喜欢崇尚儒家思想的长子扶苏，驾崩前的诏书是让扶苏接班，但是被赵高改了诏书，换成胡亥。他焚书坑儒，是后人歪曲的说辞。当时是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诸子百家，思想混乱，学说繁多，良莠混杂，他焚掉的是不健康的书籍，对于老子、孔子、易经、中医、耕种之类的书籍，都保留下来了。他坑的是打着为秦始皇找仙问道的招牌骗钱骗官的江湖术士，不是儒生。毛所说的秦政法，无非就是法家的法律。这个东西，治标不治本，在不得已得情况下用用也未尝不可，但不是常法。即使后来的各个朝代的仁君也是一边提倡仁爱治国，一边依法制约，标本兼治。只有共产党只懂得斗争。
孔老夫子说：用刑律政令来整治百姓，老百姓会因害怕而不去触犯律令，却没有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礼制引导百姓，百姓们才会有好的品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过多地依靠法制，这个社会很可能最后会满世界都是那种暂时还没有进监狱的“守法公民”，社会稳定不会长久。
然而，当今社会，漫长的岁月，使人类及一切物质变得越来越坏，离宇宙善良本性越来越远，就生出来中共这个恶魔混淆视听，造出了阶级斗争的谬论，土匪理论，夺财害命，极大的教唆人的自私自利的负面因素，妒火中烧，与野兽魔鬼一样的要砸烂旧世界。不仅不讲道德，法律对他们来说只是被随意抟捏的泥巴。“百代皆行秦政法”，共产党行的是什么法？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的名言）。
为正视听，咱们就说说这个阶级斗争。
在善良的范畴中，本来地主与雇工是互补有无的关系，许多地主与雇农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如果脱离了善良的范畴，一方私心太重，地主贪得无厌，无度的压榨雇农；或者雇农不能安贫守己，想以不正当的手段改变现状，背地做了伤害地主的事造成了矛盾。如果人心变好了，这一切都可以解决。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可以依法解决，可是，中共在马列魔鬼的制导下，就是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阶级斗争这个邪恶的谬论，使斗争披上合法的外衣。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与此相同。
因为中共的造谣割断历史、歪曲历史的宣传，使中国人有三个误区
一是说：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上纯粹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不存在的，往往造反的一方，不仅有穷苦大众，也有不少的是富有阶层，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流；有些出身贫苦的农民领袖，一旦掌了一点权力后也就不再代表大众。斗争往往是以统治者为一方，被统治者为另一方而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以阶级或曰阶层而划分的。而这种斗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官逼民反，这是多数；另一种是土匪造反。当然即使土匪造反也多是朝廷腐败所致。其实富有者而当土匪的也不在少数，梁山的宋江、庐俊义等就是明证。统治者也并不是因为宋江、庐俊义等是有产阶级就不压迫他们了，宋江、庐俊义等也不是因为自己是剥削阶级就不起来造统治者的反了。
共产党以穷富划分善恶，决定斗争的对象。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扶困济危有之，为富不仁当然有之；贫而不燥，知天信命，安分守己有之，穷则怨天忌人，不知这是前世造的业债，企图以行凶做恶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者当然亦有之。这怎么能以穷富为标准来划分善恶呢？所以，马克思之流说“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云云，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毛还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据我所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在中国的农村，都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中共统治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的支部书记、村干部也变成了新地主，他们拥有比地主更大的主宰土地的权力，分点自留地，他们说分就分，说合就合。改革开放以后，还要把土地集中到种田的能手手里。他们又是什么阶级？
夺地主的地、杀地主的人，抢资本家的工厂，好歹还编造出一个理由“剥削”，可是农民剥削谁了？为什么在统购统销时，坛坛罐罐都翻遍了还不算完，晚上开大会，将人绑的一串串的，因为一瓢米将人逼的上吊。其实，中共的斗争不只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有什么剥削等罪而斗争
知识分子剥削谁了？为什么要设“阳谋（毛的话）将一百多万正义有识之士打成右派，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邓小平为什么要杀学生？学生是反腐败的。
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法轮功是修炼的。
中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都要镇压。
这些人是什么阶级？只是某种集合群体。事实证明，中共要斗的不只是富人，而是所有的人。而且不是因为这些人要反对它，而是看中共的利益需要不需要斗，只要需要，不管你是否反对它，它都要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去斗你，这是其独裁政权决定的。很显然，斗地主、资本家是为了抢人家的财富；统购统销斗农民，是为了夺农民的粮食；斗知识分子，是为了堵人家的嘴巴；迫害信仰的民众，是为了用中共的马列邪说洗你的脑子；“6、4”杀学生是为了维护自己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其实它们所做的一切，根本的目地就是要巩固独裁政权。看看他们现在一个个都成了大地主大资本家，把整个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中共2000个高干家族，占有全国百分之70至80的财产。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手中有5000亿元美金巨额存款，富可敌国。中共为什么不厌其烦的斗争？答案不言自明：就是要夺取独裁政权、巩固独裁政权，有了政权才能无限制的掠夺，才能把天下财富集中到他们的手中。
有了敌人斗敌人，没有敌人造敌人，造出敌人为斗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邪党的党魁可以在斗争中，混水摸鱼，藉以达到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目的，这就是毛某某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真谛。
在中共的教课书里，人们认为中国历史都是混乱的斗争的黑暗历史。其实不是，历史的朝代多是和平稳定的。
古代三皇五帝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道德仁爱时期。夏朝400百多年，商朝600年，周朝800年，汉朝400百年，唐宋明清都是200至300年，多数时间是以仁爱治国、和平的、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基础，是现在人都还捉摸不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书与小说记载多是不稳定的时期，因为不稳定才有波澜，才能吸引人，所以记载的就多。和平时期平安无奇，记载的就少，但那是真正的历史的正面因素。历史上哪有一个君王、当权者，整天醉生梦死的发动群众斗争的呢？
二是说，美国斗争也不比咱差，它不是也在到处派军队打仗吗？对此我只能说，美国也不是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它是在全世界打了不少仗，比如，二战它打到欧洲，可打的是希特勒；抗日战争时它打到中国，可打的是日本；当前苏联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要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你不要轻举妄动，我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没有尼克松这句话，中国可能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大概也就没有人说美国是战争贩子了。这种维护和平的斗争，恰恰是西医治病的方法，先解决当务之急，割除毒瘤，难到不应该吗？他们从来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谁谁对谁谁专政，所以他们的社会不管几个党派为了政权而唇枪舌剑，政体、人民、经济体制相对稳定。这不是说美国的社会怎么好，随着人类道德的变异，阴阳不再平衡，整个社会都被马列魔鬼给搅浑了。只是相对来说，他们的社会还是比较公平。
三是习惯了这种斗争状态。
其实一个稳定的社会、不折腾的社会才是正常的。汉朝曹参当丞相后许多时间在酒中泡着，（不是肯定这种行为），不过多的过问政事（其实，曹参不是一点都不管，他是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绝对不管。而且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多疏少堵）。当汉惠帝帝质问他时，他问：万岁比高祖如何？帝曰：我不如高祖。问：我比萧何如何？帝曰：你不如萧何。曹参说：他们已经把律法定好了，都贯彻执行下去了，我还干什么呢？帝无语。当曹参病重弥留之际，大臣来看望他时说：丞相政绩卓著，国泰民安。曹参说：我只干了三个字：“不扰民”。
“天长地久失正气”（注），人心变异壤瘟床，共产毒瘤乱人间。它的生命不在宇宙善良的本源中。《圣经启示录》中告诉我们共产党的生命本源是魔鬼撒旦在人间的化身，在天上是一条赤色恶龙。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的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从毛泽东的疯狂的斗争到习近平不忘初心的变本加厉的斗争，一路走来，只懂斗争。不仅天天扰民，而且扰天扰地，扰得民不安宁、天不安宁、地也不安宁。
23年来法轮大法洪传人间，用“真、善、忍”归正人心，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中共有丝毫的改变，没有办法，只有在归正人心的同时，等待天惩。或者像西医治病一样，人民起来开刀割除这个毒瘤。
修炼人，既修心，也修为；古人治疗社会病，先治心病再治实症；中医治病治本，西医治表，现在讲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历朝历代儒法兼用，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我们不提倡斗争，也不反对斗争，我们反对的是为私利而斗争、为独裁政权不分善恶正邪的斗争，为斗争而斗争。不管善化也好，斗争也罢，根本目的，最终还是要归正人心，回归人的善良的本性。
暴力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提倡的是，用和平方式，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中国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世界才能安宁！
（注）：大法经书《哄吟三》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