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得主王宇律师曾因代表活动人士、维吾尔学者和法轮功学员而被中国共产党逮捕、监禁和骚扰。今年，她在自己国家的行动也受到了“健康码”的限制，这是一个中共政府用于新冠防疫的机制和手机应用程序。
“健康码”在中国无处不在，直到最近，当局一直试图执行“清零”政策，最终导致上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周，中共政府宣布停止使用全国性的“健康码”，但是美联社报道说，各省市依然有自己的版本，目前这些省市级别的“健康码”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上周，北京的餐馆、办公室、酒店和健身房依然需要凭借本地的“健康码”才能进入。
一些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预计，即便在封控结束后，“健康码”依然会以某种形式存在。
“健康码”依托电信网络数据和核酸检测结果，其运行原理相对简单。每个人都在手机上被分配了一个二维码，可以在绿色、黄色和红色之间切换。黄色一般代表此人曾与某个检测出新冠阳性的人同处一个场所，红色代表本人检测出阳性。只有拥有“绿码”的人才能正常生活。
王宇的经历则证明了“健康码”也可以成为中共当局实施社会控制的又一个工具。
今年3月，王宇前往山西大同提供法律咨询。尽管王宇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在中国执业，但她依然在人权案件上作为一名“公民倡导者”提供意见。
大同距离北京346公里，前往该市需要当地的“健康码”。尽管大多数人已经有两个“健康码”，一个是全国的，一个是其本人所在的省市一级的，但前往外地的人还需要目的地的“健康码”。如果没有这个“健康码”，人们就无法进入商场、餐馆甚至无法预订旅店，
王宇到达大同的次日，她的当地“健康码”变成了“黄码”，意味着王宇必须在一家旅店集中隔离。
王宇对美联社说：“怎么就突然变黄了呢？我没有咳嗽也没有任何症状。”王宇想要在被隔离数周之前返回家中，于是购买了火车票。她花费数小时在电话上反映情况，提供了三个阴性的核酸结果还有自己的体温，最后电话另一边的公务员退让了一步，说：“要不我把你的‘健康码’改成绿色吧？”
王宇说，十分钟后，她的“健康码”变绿了，火车站的防疫人员允许她离开大同。
维权律师王全璋告诉美联社：“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变成了‘电子手铐’。”他说另一名旅客在1月份从武汉飞往北京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王全璋说，他拨打武汉政府热线，向机场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并且在微博上发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此外在8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两个月，王宇表示她的北京“健康码”突然无法正常使用，尽管她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有时她的“健康码”会变成红色然后卡在弹出窗口中。当时，要进入北京的一个公园都需要“健康码”，王宇对美联社说，她决定离开首都，前往她父母位于内蒙古的家。她一直在那里等到二十大结束，她认为“健康码”的故障就是为了将她赶出首都。她一直拨打北京政府热线，试图让“健康码”恢复正常，直到11月底，她的“健康码”才重新变绿、
北京警方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没有回应美联社传真的置评请求。
王宇对美联社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没有自由。”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