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十月，陈朗由北京中国剧协迁谪甘肃兰州，这是继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降级降薪处分后的再一次处分（开头两年半时间被下放在京郊与河北的安国、怀来等地监督劳动）。
我们忍痛卖掉了红木书柜、博古架、椅、几等，将汉陶宋瓷送给了老友陆阳春、夏禹卿，将有关美术、木刻等书籍装入大木箱存放于邻居肖里处，凡历年信件等，在芳草地宿舍天井中投入铁炉子里焚烧。几个日升日落，这是被迫的“破釜沉舟”！
当时的政治形势尚不似后来的“文革”的严酷，我们还能将不忍舍割的书籍带往西北，装有七只大木箱。大幼尚在襁褓，于是一家三口远戍西北。临行前夕，袁敏宣二姐在胡忌的陪同下，特从北池子她家出城到神路街，黑暗中踏着遍布砖瓦的工地和一段荒径而行，这该是她生平从未走过的路，到芳草地我们的宿舍，为我们送行，我们以蒸螃蟹相款。这是难忘的一夕，以后再也未与袁二姐相见，她死于“文革”的日子里。
十月的北京气候尚在深秋，我们由陇海路经郑州、西安、宝鸡、天水，于十月下旬抵达兰州，已是大雪纷飞了。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后，分配在省戏曲研究会工作，在贤后街二十八号，辨公、住宿均在这木结构的小四合院内，小院北屋有楼，楼上中分，右为厅，左侧前后二间为宿舍，我们一家住前间，后间双扉上锁，无人居住。初到兰州，人地两疏，又加寒天飞雪，所有托运书籍迟迟未达，只能深居简出，闭门枯坐了。一日，陈朗无意间在窗棂门隙中窥见后间之内存放的木箱，上有用毛笔所写之“陈文鼐”三字，非常高兴、激动，原来乃他乡旧知，近为芳邻！真是天缘巧合了。
陈文鼐和陈朗是五○年代初在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时的同事。陈文鼐雅好京剧艺术，善唱黑头，宗裘派。有一次中直（中央直属单位）俱乐部晚会，他曾饰窦尔墩，登台演唱《盗御马》“坐寨”，有声有色，完全是裘的款式。当时伶界泰斗被号称“通天教主”（梅、程、荀、尚四大名旦都受到他的亲炙）的王瑶卿尚健在，文鼐曾是王瑶卿古瑁轩中的座客，经常于晚间听他老人家说戏。由于陈朗也是“戏迷”，且特喜裘派艺术，故与陈文鼐当时很谈得拢。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支援西北，陈文鼐名在其中，与同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的新婚妻子王惠春双双调往西北，当时只知道他被调往的地点为宁夏（银川），数年来失去联系，却不料如今他与王惠春也在兰州！大约过了一、二个月，陈文鼐才从陇东庆阳地区下乡体验生活回来，终于见到了面。陈文鼐当时已从省戏研会调省陇剧团任编剧，家住东城地名“一只船”者，原先在贤后街住过，故尚有杂物存放在此。在文鼐返回前，陈朗偶於戏研会会议纪录本中得知陈文鼐也属于“右派”，他随陇剧团下乡体验生活，是以“待罪”身份。于是我们在兰州终于有了可交往的朋友，旧雨新知聚于一身，所以在“文革”前的几年中，两家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共同度过的。
陈文鼐东北沈阳人，出身旧家，受过高等教育，他身材魁梧，五官端庄，性格热情。他的爱好京剧，是少年时期在陷日的东北时开始的。由于陈朗事前的介绍，我每见到他，都会想到“黑头”与窦尔墩的豪迈性格。其妻王惠春，苏州人，出身贫苦，青少年时期即因谋生失学，由于她灵巧聪慧，得以在上海某方言话剧团任小演员。她的贫苦出身与机智美艳，被中共地下党看中，吸收作为地下党活动联络人，在四○年代末的几年中，她的身份是“豪华商女”，住大旅馆迎送、保护中共地下党秘密要员，这个工作表面上风流倜傥，实质干系重大。中共建国后，她要求到地方任职。她后来和我说起过，她那时的心情是洗尽铅华，找一合意“卖油郎”过平静的生活。她于是辗转北上，被分配在中苏友协总会任图书馆资料员。她和陈文鼐结婚后远离京城同赴西北，与她的思想有关。她与陈文鼐感情很好，在陈文鼐成为右派（在银川时被打成右派）后，身为中共党员的王惠春无丝毫动摇，但是她自身的政治生命与工作情况则大受影响，她是右派家属，一切都感同身受。王惠春性格热情，宽厚大度，在她朴实无华的衣着上，见不出往日生活的半点痕迹。她曾给我一只白金戒指，她说视此等物与泥土无异。我的这个戒指在“文革”抄家中被没收，再未归还，这是后话。
陈文鼐创作、改编的戏曲剧本富赡，是位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多个剧本都得到好评，尤其是描述藏族女牧民故事的《李贡》（一名《红色医生》），曾在全国会演中得过奖，红极一时，此剧我在兰州时曾观赏过。在甘省，他所编的陇剧剧目上演率最高，在戏曲剧本创作上，甘省很难有人能替代陈文鼐，他因此能留团工作，未吃过太大的苦头，自然是属于“政治内控”“立功赎罪”类型的了。早在右派“改正”之前，“文革”还未开始时，他的右派问题即得“甄别”待遇，意味着平反，曾补发给一小笔工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