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1月8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医保谈判失败，无缘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过去一个月，关于Paxlovid的热点持续不断。短短几周时间，在地下交易市场，它的价格至少翻了十倍，连同“替身”——印度仿制药也水涨船高。我们接触到十几位使用过Paxlovid的感染者家属。他们当中，有人确实症状好转，也有人没能留住生命。在追寻“特效药”的路上，这些人宛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穷尽人脉资源，不惜重金与时间，被骗过，也曾期待过。
药藏在包里，吃时抠三粒
苏州一家三甲医院，37岁的赵晴晴悄悄从包里掏出三粒药片，两粉一白，塞进父亲的掌心，又递上一杯水。病床上的老人很配合，直接把药送进嘴里，仰头吞下。没有多余的一句话，全程迅速，生怕被人知道似的。
病房外的走廊挤满了输液、等待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几天前，这里发生的一幕让赵晴晴“大为震撼”。由于监护仪不够，护士想暂时借用一位住院病人的机器，给其他重症病人过渡。但家属说什么都不愿意。这场协商最终演变为闹剧——两家病人的家属直接跪在地上给彼此磕头。
这一幕点燃赵晴晴的恐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药”。赵晴晴口中的药，指的是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2022年4月，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迄今为止（新冠）高危患者的最佳治疗选择”。网络上，Paxlovid被称为新冠“特效药”。这个名头来源于辉瑞赞助的一项千余人的临床试验：出现症状后三天内服药，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五天内给药风险降低85%。
赵晴晴把药紧紧地捂在包里——那是一个蓝白药盒，五板药，每板六粒椭圆形药片。服用的时候，赵晴晴就抠三粒出来。“这个东西比较隐晦，我不会跟别人说，也不打听别人的情况。”
她的药来之不易。2022年12月22日，感染奥密克戎一周后，67岁的父亲被送往医院。两天后，血氧从92掉到70多。赵晴晴几乎两天没合眼。她频繁地在网上刷消息，加各种病友群，寻找救治方案。她跟来路不明的药贩子打交道，花大几百块在互联网上问诊，每天抱着手机，等待京东美团放药的那一刻。
但都无果。奥密克戎肆虐的寒冬，Paxlovid一药难求。湖南一个女孩，只是在网上晒了药品图片，就收到上百条求转药的私信。北上广的公立、私立医院全都收紧。广东一家三甲医院开药必须通过医学部主任开通权限，私立医院和睦家也在严控开药流程，从能替患者开药，到要求患者到场，最后宣告缺药，仅有少数功能免疫缺陷，或者肿瘤患者能开到。
药价一路攀升，在地下交易市场，Paxlovid从最初的2300元，涨到8000元、1万，最后飙至3万——相当于每粒药价值1000元。为了给重症的家人求一盒“特效药”，很多人和赵晴晴一样，奔波在医院、路上，与药贩子盘旋，或者淹没在海量的信息和并不高明的骗局里。
人脉、金钱、甚至运气，在这个时候突显了它的重要性。一个上海女孩，通过和睦家股东的私厨，给84岁的父亲争取到一盒药；免疫再造功能低下的母亲感染后，一个在中部省份做医疗设备的年轻人，直接打电话给当地辉瑞厂商；长居马来西亚的武汉人，已经在当地公立医院开好两盒药，准备春节带回家给老人，以备不时之需。
▲一位年轻人整理的买药过程。图/讲述者供图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人脉金钱——但他们拥有敏锐的信息度和获取能力。在北京工作的周露（化名），平时就会阅读国外医学期刊。感染奥密克戎后继发中耳炎，他见识到这个病毒的厉害，成为最早在京东上购药成功的一批人。几天后，周露想再买一盒时，已经一药难求，只能从黄牛那里花1万多买到第二盒药。最终，这两盒药被寄往陕西农村，一盒给78岁的奶奶，一盒给56岁的父亲。
求药者中，像周露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身在北上广，他们凭借大城市发达的信息流通网络，提前感知风险。他们在网购平台、代购等渠道抢到这个稀缺的药品，寄往偏远的小城市、甚至是农村，那里有他们年迈的父辈、祖辈，正毫无准备地暴露在感染风暴里。
赵晴晴的运气还算不错。12月27日晚上8点，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正好带回一盒Paxlovid。当晚，赵晴晴的丈夫开车前往上海取药，往返6个小时，终于在凌晨2点，给父亲吃上辉瑞“特效药”。
在朋友的介绍下，赵晴晴又花1万5买到第二盒Paxlovid。她甚至没想过真假，“先买到再说”。一位同事的父亲病重，来向赵晴晴求药，她拒绝了——父亲病情未明，咨询之后，她打算再吃一个疗程。这份私心，赵晴晴毫不避讳，“让药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囤药与自救
对赵晴晴来说，疯狂寻药的过程就是一场自救。
父亲住院后，赵晴晴最初还很乐观，“宣传都是轻症，住两天院就能控制住”。两天后，父亲的病情恶化了，呼吸急促，无法行走。但治疗没有变化——还是在输头孢、B6和维生素C。赵晴晴观察到，隔壁床也在用这些药，但他们的病情比父亲轻多了，“不管重症和轻症，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子”。隔壁床曾住过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住院两天后绝望地说，“所有的治疗都不是对应我这个病的”，随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
当时，协和医院关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参考方案还没有公布，关于父亲的病情，医生总是含糊带过，“只能靠个人免疫力”。
“没人知道怎么治，这是最纠结、最让人觉得悲哀的地方。”赵晴晴说。
▲感染第13天，赵晴晴父亲的用药方案。图/讲述者供图
Paxlovid是赵晴晴的一线希望。去上海取药的那个晚上，父亲血氧掉到77。赵晴晴一边等药，一边安抚老人，“我们有药了，还有几个小时就从浦东机场拿回来了”。
在这家医院，赵晴晴的父亲是第一个吃上Paxlovid的病人。在那之前，赵晴晴就在网上研究过用药说明。拿到药后，她很纠结，和丈夫商量了十分钟，“没有临床经验，如果爸爸吃坏了怎么办？”丈夫安慰她：“保命要紧，我们一起做这个决定，我们做儿女的愿意承担后果。”
值班医生也默许了，“实在没办法就吃”。第二天，父亲的主治医生开出诊断报告：建议自行购买辉瑞新冠口服药。
跟赵晴晴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一些偏远的县城医院，医生甚至没听过Paxlovid。四川乐山，小张的外婆已经感染10天，他询问主治医生，能否使用辉瑞？医生表示“没听说过”，“内部系统没有这个药的说明”。至于默沙东和阿兹夫定，“不确定其对新冠治疗的作用”。不久后，外婆器官衰竭，陷入深度昏迷。同时感染的外公还未转阴，还是那位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推翻之前的建议，又让他给外公试试默沙东。
当患者躺在ICU，没有太多的治疗手段时，Paxlovid成为家属的救命稻草，很快被捧上“神坛”。即便没有感染，许多人也加入抢药的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