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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反弹?一个趋势正在悄然发生

—受够了中共政策不透明 外企移出供应链成潮流

尽管疫情依然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焦点,而另一个趋势正在悄然发生,长期来看,可能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即一向对中国制造下赌注的外国公司,正在着手准备将生产基地移出中国。

印度加入芯片制造的全球竞赛。图为2018年6月30日,研究人员在印度科学研究所的纳米科学与工程中心半导体制造实验室内工作。(Manjunath Kiran/AFP)

尽管疫情依然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焦点,而另一个趋势正在悄然发生,长期来看,可能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即一向对中国制造下赌注的外国公司,正在着手准备将生产基地移出中国。

从过去严苛的清零政策到突然间撒手不管的躺平,中共高层决策越来越不可预测,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也给外国公司投资中国蒙上阴影。这使得长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慢慢褪色,世界的生产中心将转移到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一个未来新的供应链可望形成。

供应链移出中国成潮流

近日,中共高调“战狼”外交官赵立坚不再以官方发言人身份出现,转任边界和海洋事务的副局长,这被视为对西方示好、促进贸易的举动,但可能为时已晚。

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之前,很少人会想到与中国供应链脱钩,将产品放在中国制造是一个降低成本的办法。美中贸易战开启了经济脱钩,之后病毒的大流行中,中共利用供应链作为杠杆的要挟行为,加速了脱钩进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西方政治醒悟,当时西方的主要政治人物均表示,要与价值观一样的国家做生意,媒体出现“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概念。而现在即使是利益优先的外国大公司,也看到了把生产基地放在中国的政治风险,主动移出中国。

纽约时报》报导说,在美中敌意加剧之际,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数十年来在中国制造产品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信念,受到了严峻考验。美国企业重新评估依赖中国工厂制造产品的风险,一些企业正在将业务转移到一个离本土更近的国家墨西哥。

美国企业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也出于基本的地理因素。将一个装满货物的集装箱从中国运至美国通常需要一个月时间,但墨西哥工厂和美国零售商能在两周内实现往来。

去年年初,沃尔玛需要采购价值100万美元的公司制服——单笔订单超过5万件——但没有从中国的常规供应商那里购买,而是选择了墨西哥的家族服装企业普思洛(Preslow)。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大纪元,“中国制造实际上是由于西方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当时劳动力成本可能低,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工厂。现在中美经济上交恶,美国开始积极封杀中共的一些高科技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中美经济上正在逐渐地脱钩,自然订单、产业链市场都开始转移,都开始对中国封闭。”

“美加墨协议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来,很多美国工厂都转移到了墨西哥,但是有些还会去中国,中国有低劳动力成本和熟练工人。但现在看来,中国的劳动力这个优势也没有了,毕竟政治不确定性太多。墨西哥虽然劳动力成本要高一点,可能没有那么多熟练的工人。但现在看来,中国的优势失去以后,墨西哥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了。”

在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苹果公司也计划2023年首次将部分MacBook的生产转移到越南。(Stephanie Keith/Getty Images)

《日经亚洲》报导,美国科技公司戴尔计划在2024年前停止使用中国产芯片,还要求电子模块和印刷电路板等供应商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如越南)准备产能。其竞争对手惠普(HP)也开始调查其供应商,考虑量将生产和装配线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行性。

一位公司高管告诉《日经亚洲》:“以前我们只知道戴尔计划在中国外进行多元化发展,但这次是有点太猛。”“他们甚至不希望芯片在中国生产,理由是担心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不仅仅是一个评估,这不是狼来了。”

Counterpoint的科技分析师伊万‧林(Ivan Lam)预测,未来5到10年,全球将开始出现更多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区域生产中心将在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出现,而且转变将从产品组装开始,涉及更多的零部件。”林说。

“我们仍然认为这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出现,但这次这一趋势真的出现了,这将是一个科技供应链的未来走向。”她补充说。

在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苹果公司也计划2023年首次将部分MacBook的生产转移到越南。分析师表示,苹果公司的长期目标是让40%至45%的iPhone从印度发货,而目前该比例只有个位数。供应商们称,越南有望承担更多的苹果公司其它产品的生产,比如AirPods、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

据汽车行业高管和供应链专家表示,全球汽车制造集团已经开始悄悄地减少对中国零部件制造的依赖,且这是各大汽车制造商的一致行动。

金融时报》报导,“(整个行业)对物流业务进行了大规模重新思考”,福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泰德‧坎尼斯(Ted Cannis)说,“供应链将成为这十年的焦点。”

汽车制造商的观念转变由两项因素驱动,其一是中共清零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迫使工厂在短时间内关闭。第二个因素是长期担忧,如果北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破裂(类似于俄罗斯),可能会威胁到贸易,那么政治脱钩会更大。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H.)对大纪元分析了外资企业离开的四个原因,“一是供应与生产问题:由于之前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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