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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文胆的外孙:饥饿岁月 恐怖的高价饭店

我也顾不得手疼,来不及抓筷子,两个手伸过去,把我的手指头戳进那些菜碗砂锅,随便抓起一块什么,掏出来就塞进嘴里。两只手六个手指头,在菜油汤汁里,烫得刺心疼,好像能听见油炸皮肉发出的丝丝声音,我也不管,强忍眼泪。 可能我这举动,近乎发疯,倒把那书记惊呆了。等他缓解过来,我的手指已经在桌上三个菜盘砂锅里都搅过了,他再也没法子端回去。

每到买餐那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到砂锅居门口去排队领号。她五点钟去排队,有人比她早。她四点钟去,还是有人比她早。母亲总也想不通,比她早到的人会是几点钟去的。这样排两三个钟头,七点钟砂锅居还没开门,店里出来一个人发号牌,按排队先后发号。九点钟砂锅居开门以后,领到号牌的人,在门口排队听叫号,凭号牌进店,坐下点菜吃饭。

夏天天亮得早,又暖和,在这里排两个钟头,还忍得过去。冬天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天不亮去砂锅居排队领号。等她拿了号牌回到家,一头栽倒,爬不起来。我们几个人帮忙,都解不开纽扣,脱不下她的大衣。她整个身子,从里到外,冻成一团冰。从那以后,我们宁可不吃,再也不许母亲冬天早上去砂锅居排队领号了。

母亲早上七点钟领来号牌,查看当日菜牌,在一张纸上写好那天要点的菜名。回到家,把菜单和十元钱一起,放在桌上,留给我。她自己又跑着,赶电车去上班。

我起床以后,按母亲写好的菜单,准备好七个饭盒,大大小小,以及一个大口玻璃瓶,放在一个布袋里。我有经验,母亲点了六个菜,一个砂锅。一个饭盒装米饭,需要七个饭盒。砂锅的汤,要玻璃瓶装。都弄好,九点钟出门,到砂锅居门前去等开门。砂锅居很近,出胡同西口,几步就到。门口已有不少人,有的手里什么都不拿,那是真的来大吃一顿。有的手里提筐子或袋子,跟我一样,来买高价饭菜,拿回家去改善家庭伙食。

店门开了,所有手里拿着号牌的人,顺次走进门,在门廊里,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里面叫号。听到叫号的人,走进二道门,才到餐厅,坐到桌子边。先前几次都很顺利,后来忽然之间,市政府又冒出一个新规定,不收粮票的饭店,只准吃,不准带,麻烦就多了。可是我下定决心,就是跟饭店的人打一架,头破血流,那七菜一汤,非拿回家不可。饭菜拿回家以后,就算公安局说我犯了王法,抓我坐牢,我也认了。

听到叫我的号,我先把手里的布袋塞在椅子下面,站起来,走进去,递过我的号牌。服务员上下打量我一下,问:就你一人?我不理,不说话,也不看他。他拿手朝一个墙角一指,说那边那张桌子。

我走过去,坐到一张圆桌前,假模假样看菜单。其实菜单早就背在我脑子里了。服务员走过来,我不容他说话,一口气背出母亲早上写出的六个菜加一砂锅,然后把十元一张钞票递给他。

这不是我头一次来此赴任,每年夏天放暑假,我总要来好几次。十二三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点六菜一汤,实不多见,恐怕来过一次,人家也就都记住了。没有只准吃不准带的新规定之前,饭菜一到,我就站起来,在饭桌上排出大小饭盒,大模大样的把盘里饭菜倒进饭盒,然后大摇大摆走了。可是这天,市里有了新规定,墙上挂出来一条大红标语:饭菜一律不得携带出店。我问服务员:吃不下,剩的呢?

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没有说话。我说:放心,我吃,我肚子大。或许他看我一个小孩子,不忍心多说我。或许当时家家户户都饥肠碌碌,相互同情,宁可网开一面,放我一马,服务员拿着我点的菜和钱走了。

我转头看,几个桌上,人人都闷头吃饭,好像肚子空了一个月。一个白发老人,戴着金丝眼镜,很有学者风度,独自一个,坐在窗前,闷声不响,一边吃,一边哭,眼泪一串串流进饭碗,又随着米饭,扒进他自己的嘴里。另外两桌的人,刚好坐在那个不准带菜出店的大标语下面,带来的布袋和筐筐都放在脚边,自己在桌上大吃。反正不能带走了,乐得自己独吞。

没有人注意我,得个空,我站起来,走出门,到我刚才坐的那张椅子边,蹲下身从椅子底下拉出带来的布袋,又走进二道门,回到我的桌边。门口那个收号的人,瞪着眼,看着我,没话可说。如果刚才我进来交号的时候,见我一个小孩子拿个布袋,根本不会让我进。现在我点了菜,交了钱,他也没办法。

坐下不久,点的饭菜来了,一盆米饭,一碗红烧肉,一碗东坡肉,一碗香酥闷肉,一碗红烧鱼块,一只旱蒸全鸡,一只扒烧全鸡。母亲专拣用油多的菜,全鸡大肉,不买清蒸或素淡的,不买蔬菜。还有这家饭店的招牌菜,砂锅白肉,白颜色大宽肉条,坐在砂锅里,连汤带肉,冒着热汽。拿回去之后,母亲和祖母舅婆婆,会把每个肉菜一分二三,全鸡拆碎,在这些肉菜里加进青菜土豆,重新烧过。

服务员在桌上摆完菜盘子,对我说:这么多,看你怎么吃。我看也不看他,说:你管得着吗?服务员说:你吃不完,我可以再端回去几个菜,给你退钱。我不理他,拿起饭碗来,给自己盛了一碗饭,然后抓起筷子,把米饭往嘴里刨。看着那些香喷喷的肉呀鸡呀,我实在很馋。排了一个多钟头的队,肚子也饿了。可我顶多只敢吃几口米饭,肉菜砂锅一丁一点都要带回家去,老老小小六个人都等着这点东西呢。

那服务员不走,站在边上看。我斜他一眼,把自己嘴里嚼过的筷子,在每个盘子碗里都戳几下,每样拣一片,放进我的饭碗里。这下子,服务员没办法了,叹口气,知道没法子再把我筷子戳过的菜盘子端回去给别人,只好走开。他一走,我赶紧又从饭碗里把各盘碗拣出来的那片肉都拣过去,放回原来盘碗。肉菜我一口不能吃,只能装着吃几口米饭而已。

我一边假装吃,眼睛一边东溜西看,心通通地跳,好像作贼一样感觉。发现所有服务员都忙着招呼客人,背过身去,没有一个面朝我这边。我立刻从桌下布袋里掏出一个饭盒,飞快拿起桌上一个碗盘,把菜倒进去,随即盖上盖,放回脚下。那些碗盘很烫,捏在手里像抓着一把火,可我得快,忍着疼,不敢放松手。

一个角落里忽然起了一阵喧哗,我抬起眼,望过去。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吵什么。但猜得出,一个客人把饭菜倒在饭盒里要带走,服务员看到,上前制止,吵起来。那个年轻些的客人在胸前死命抱住一个布袋,面红耳赤地争吵。旁边一个老些的,可能是他的母亲,摇着两手呼喊,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向服务员磕头。

那边争吵还在继续,所有的服务员都围过去,客人们也都扭过头看热闹。正是好机会,我赶紧拿出饭盒,一个菜一个菜,快速倒菜。铅皮饭盒像着了火,烫得我几次差点失手丢开。我忍住眼泪,忍住喊叫,忍住手痛,死命抓住饭盒,放到桌下,才缩回手来,放在嘴边吹,火辣辣的钻心疼。

你小子倒会钻空子。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知道不知道,饭菜只准吃,不准带出去,一个粗野的声音在我头后响起来。我一手捏着另一个烫伤了的手,抬起头,看过去,是个穿制服的干部,饭店党委书记之类,瞪眼对我吼叫。我指指自己面前的饭碗,说:我在吃。

那书记嚷:你吃什么?我亲眼看见你往饭盒里倒菜。这下子我找不出话来说,小孩子的一点小聪明,哪里躲得过大人的眼睛。那书记伸手到桌上来端菜盘子,一边说:你不吃,我收走了。我一看,不得了,他没看见我刚才用筷子搅过菜碗盘,桌上还剩两个菜一个砂锅,他要端走。

我也顾不得手疼,来不及抓筷子,两个手伸过去,把我的手指头戳进那些菜碗砂锅,随便抓起一块什么,掏出来就塞进嘴里。两只手六个手指头,在菜油汤汁里,烫得刺心疼,好像能听见油炸皮肉发出的丝丝声音,我也不管,强忍眼泪。

可能我这举动,近乎发疯,倒把那书记惊呆了。等他缓解过来,我的手指已经在桌上三个菜盘砂锅里都搅过了,他再也没法子端回去。我嘴里塞着菜,扬着头,忍着泪,对着那书记看。那书记一时气得火冒三丈,大喊:我今天就站在这儿,看着你把这一桌吃完,反正你别想带出去。

我满嘴饭菜,说不出话。旁边的客人们刚看见那边老太太给服务员下跪,心里已觉难过,听见这边又吵,转过头来,看见书记对我这么个小孩子喊叫,更过意不去,纷纷打起抱不平来。

我不理会,在桌边坐着,努力转动腮帮子,咀嚼嘴里的食物。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咀嚼食物竟会如此艰难,如此痛苦。眼泪一个劲涌上来,我憋着,不让流出眼眶,所以泪水都从鼻腔流进嘴里,跟食物混在一起,咽进肚去。

那书记终于让旁人议论吵得烦了,恨恨地走开。我继续坐着,假装吃,瞅空倒进饭盒。终于六个菜都倒完了,最后倒那沙锅白肉,没办法快。我只好站起来,拿起大口玻璃瓶,拿筷子拨着,一点一点把汤和肉条倒进玻璃瓶里。

服务员走过来,站在桌边说:就知道你要带走。我边继续倒汤,边说:吃不下了,都扔了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的。那服务员便伸出手,要到桌上来收倒空了的盘子。我叫起来:等等,等等,还没弄完呢,别收。服务员说:都空了,怎么还没完?

我把沙锅里最后一滴汤汁都控进瓶子,放下沙锅,拿瓶盖盖严了瓶子。然后再次坐下来,把盆里米饭,分成六份,每份拨进一个空盘子,拿筷子在盘子里搅那团米饭,直到米饭把空盘底的每一滴油星都沾干了,才又把那团米饭拨进一个饭盒。我这样把六个盘子都沾干了,才让服务员把空盘子收走。

那服务员眼睛睁得跟铃一样大,张着口,说不出话。我知道,他看我像要饭的,或者一年没吃过饭,居然会这样舍不得一滴油星子。他不知道,这一饭盒沾了盘底油汤的白米饭,就是母亲的几顿饭。她为了把菜省给我们吃,自己经常只吃菜汤拌饭。

我把七个饭盒装进布袋子,提在右手里。左手捧着那个装了沙锅白肉的玻璃瓶,朝外走。到店门边,碰见那书记,对我瞪眼,吼叫:下次再看见你,不让你进,贼小子。

我不说话,默默走出店门。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买高价饭菜,所以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进过那个恐怖的砂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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